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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和文艺的关系（第1页）

“人民日报70年文艺评论选（..）”！

关于政治和文艺的关系

周扬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文艺和政治到底是什么关系？如何正确处理这个关系？这确实是关系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最近说：我们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但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是如此密切，要脱离也脱离不了的。但决不能把这种关系，简单地说成只是一种从属的关系。文学又是要写人的命运的。但人的“命运”是什么呢？有一次，拿破仑跟歌德谈到悲剧的问题，他说古代“命运”这一概念现在要由“政治”来代替，他的意思是说，现代支配人们命运的东西主要就是政治。他这个话讲得很深刻。但也不能由此就说人的命运，完全是由政治来决定的。文艺也不能说是完全从属于政治。回顾三十年代以来，我国革命文艺从来服务于革命的政治，革命文艺运动就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部分。这是我们文艺的光荣传统，尽管我们在处理文艺和政治关系的问题有过一些“左”的偏差。特别是全国解放以后，无产阶级取得了全国政权，文艺成了广大人民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作用又是多方面的，而且是长远的、潜移默化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决不能穷尽整个文艺的广泛范围和多种作用，容易把文艺简单地纳入经常变化的政治和政策框框，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表现狭隘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导致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毛泽东同志说，文艺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革命文艺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这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这里所说的生活，是指整个社会生活，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在内，而不只是政治生活。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定义。这就是说，制约整个社会生活的是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从属于经济基础，往往要通过政治作为中介，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推动文学艺术发展的最后动力还是经济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文艺也是上层建筑，最后决定它们的发展的还是经济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宣传经济基础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是社会科学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大革命，它是与剩余价值学说同等重要的科学发现。但为了宣传这个真理，就不免过多地强调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以致有人就把这种作用当作唯一的了。似乎只有经济起决定作用，其他因素都不起重要作用了。恩格斯晚年就为此做了自我批评，说他和马克思两人都因为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其他因素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忽视了各种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每一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在其历史发展中的相对独立性。马克思因为看到别人甚至他的门徒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简单化、庸俗化了，就声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打棍子，只是幽默地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就可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以及各种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直线的。虽然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要通过的中间环节往往是政治，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重视政治对文学艺术的巨大影响，但他们都从来没有讲过艺术要从属于政治。艺术不但要受政治的影响，也要受宗教、哲学、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各种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密切联系的、互相影响的。各种意识形态同时又都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当然，不是绝对的独立性，因为它们归根结底最后还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是过去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把这种相对的独立性看成绝对的，认为文艺本身的历史，是一个不依赖于经济和政治因素的独立发展的过程。好像它的背后并不存在什么经济、政治的背景，这当然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在否定文艺发展的绝对独立性的同时，连它的相对独立性也否定掉了，这同样也是不对的。

因此，如果否定了包括文艺在内的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否定了包括文艺和政治在内的上层建筑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否定了文艺除接受政治的影响之外，还接受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否定了除政治作用于文艺之外，文艺也反作用于政治，总之，把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以及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之间的本来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过于简单化、庸俗化，这就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而是走向了它的反面。林彪、“四人帮”在其长期反动宣传中，一方面叫嚣反对什么“唯生产力论”，否定物质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从根本上破坏了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叫嚣什么“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把政治的作用提到吓人的高度，以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摧毁一切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他们造成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

从历史上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从来是比较复杂的。例如，我国封建社会时代，封建主义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文艺不能不受这种思想的支配，但并不等于文艺一定要从属于封建统治集团的政治路线。它更多的是受封建宗法道德等儒家学说的影响。

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艺术一直是和革命的政治有着密切而不可分的关系。左翼就是个政治概念。我们的文艺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文艺。既然长期以来，我们都提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口号，而且这个口号也确实起了革命的作用，为什么现在不要再这样提了呢？是不是过去提错了呢？有些口号过去提过，后来不再那样提了，并不等于过去错了。过去的某些口号曾起过很好的作用，同时也发生过副作用，现在情况变化了，又有了过去的经验，不再重复以前的口号，换一个更好一些的、更适合于今天情况的口号有什么不可以呢？口号是随形势的变化而更替的，而且总是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不要把任何口号凝固化、神圣化。我们对任何事物都要有分析。

就是讲为政治服务吧，也要分清是什么政治，是革命的政治还是反革命的政治。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你也为他们服务吗？就是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也要看这政治是正确还是错误。你能为错误路线、为官僚主义的政治服务吗？我们所讲的政治，主要是指总的阶段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路线，而不是指个别的具体的政策和工作任务。我们的革命文艺不应违背我们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但也不能要求它一定要配合当前的具体政策和工作任务。根据各种艺术类型和表现手段的不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的比较直接、密切，有的则比较间接、疏远，比如山水画、风景画、抒情歌曲、舞蹈等。我们提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不比单提为政治服务更适合、更广阔吗？社会主义的涵义不只包括政治，还包括经济和文化。第四次文代会提出，我们的文艺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这不就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主要内容吗？

再顺便谈谈文艺“干预生活”这个口号。所谓“干预生活”，主要就是要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干预当前的政治问题。假如说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把文艺置于从属的地位，而“干预生活”，则反过来，把政治置于从属的地位。这两种情况都属于如何正确处理政治和文艺两者关系的问题。文艺可以干预政治生活，但也不能把文艺凌驾于政治之上。文艺的职能本来是反映生活，影响生活，推动历史前进，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影响政治，对政治起促进或促退的作用。现在人们讲文艺干预生活，通常只是指那些揭露生活的阴暗面、描写社会的消极现象、可以有助于克服那些现象的作品，而对那些描写人民生活中先进事物、对推动历史前进起了积极作用的作品，却不叫干预生活。这和这个口号的来源，以及这类文学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是有关系的。这个口号好像是五十年代苏联一位作家提出来的。在斯大林时期文艺创作中有“无冲突论”的倾向，只写光明面，不写阴暗面。有一个作家叫奥维奇金，他到农村去实际考察了，他看到的不是像一些作品所描写的那样，一片光明。于是他提出这么一个口号，叫作“干预生活”。这个作家后来到中国来过，我1954年在莫斯科也和他交谈过。多少是在他这个主张的影响之下，在中国也出现了“干预生活”的口号。那么可不可以干预生活呢？当然可以。只是我希望这个口号不要把文艺创作引到专门揭露阴暗面的方向去。

现在似乎有这样一种看法，好像只有这样干预生活的作品才是现实主义的，否则就不是现实主义的或不够现实主义的。这种看法就片面了。文艺既然是反映生活、影响生活、推动历史前进的，从广义的意义上讲，都是干预生活的。写革命战争、写土地改革、写地下斗争、写抗日战争、写解放战争的许多作品在人民中起了那么大的作用，难道还不算干预了生活，推动了生活的前进吗？一个作家应该多方面地表现生活，他可以侧重某一方面，但不能说只有侧重揭露生活中的消极现象才算是干预生活，才是现实主义的，否则就不算干预生活，因而就不是或不够现实主义的了。这样来理解干预生活未免太带片面性、阴暗性了，也许这个口号本身就多少带有这种片面性的毛病。作家眼界要广阔，题材要多样，取材要广，选材要严，挖掘要深。我们提倡题材应当广泛，要多样，在题材问题上不要加以限制，不要设禁令，下禁令。列宁说过，作家写什么，怎么写，有他的自由。但是我们是共产党人，对文艺事业也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要加以指引。

（1981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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