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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宋之统一与变法（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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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宋之统一与变法

宋之统一

五代十国时的国家，原即是唐朝藩镇的变相。此时天子的卫兵，亦即是前此节度使的亲兵。他们得贿赂，受运动，推翻一个节度使，拥戴一个节度使，是不算一回事的。五代时还是如此，所以置君如弈棋。此等骄横的军队，是绝不能作战的。其余藩镇的兵，也都是如此。所以统一之功，骤难告成。到周世宗出来，把政治和军事都整顿了一番，才觉得旌（jīng）旗变色。宋太祖、太宗，袭其余荫，二十年间，就把宇内都削平了。

◎雪夜访普图

宋初之政制

宇内既经削平，自然要有一番新布置。节度使的大患，是以一个人专制数州至十余州，它所属的支郡，都被它压制了，失其独立之权，遂至形成割据。武人是不知政治的。而当扰乱之世，各州的刺史，亦以武人为多。属下的县令，给他压制得毫无展布。况且所用的，也都是些不相干的人。苛敛繁兴，又往往以部曲将吏主其事，所以民困滋甚。

宋太祖乘宴饮之际，讽示宿卫诸将，令其自行辞职，解去兵权。于是肘腋之间，时虑叛变之患除掉。节度使所属的支郡，都令其直达京师，得以自行奏事。节度使出缺的，都代以文臣，谓之知军州事。便县事，也以京朝官出知。又在诸州设一通判，令其权力和知州平行。苛捐杂税，大加裁撤，并在各路设立转运使，以掌理一路的财政。诸州的兵，强壮的都送到阙下，升为禁军，直属三衙管辖。老弱的才留在本州，谓之“厢兵”，不大教练，只好当当差徭而已。经这一番改革，政权、财权、兵权，就都集于中央了。

改革之背景

大凡一种制度，经久不变，就要生出弊病来。宋初的中央集权，读史的人，都说它矫枉过正。在当时情势之下，或亦不得不然。但是历久不变，就要生出弊病来了。其中最大的，就是兵数日增，而不可以一战。

宋朝开国时，禁军之数，不满二十万。后来逐渐增多。到英宗时，竟超过一百万。兵数是增多了，战斗力却减弱。宋初因为厢军不足用之故，地方戍守，都遣禁军分班前往，谓之番戍。其意，一以重地方防务，一亦使军士习劳。但是仆仆道途，于各地方的情形都不熟悉，和百姓亦没有相当的联络，作战起来，就有许多不方便之处，反因此增出一笔衣粮之费。

唐中叶以前，国家的收入，是靠田租、口赋做大宗的。别种收入，在承平时不甚注意，而且还要把它裁掉。唐中叶以后，赋役之法既坏，又为各藩镇所专，国家的用度却多了。不得已，乃新增了许多税目，如盐税、茶税等，还有地方政府所增加的杂税。宋朝因为要养兵之故，这许多税项，都没有裁，而且都逐渐成为中央重要的收入。如此，历代到财政竭蹶时，因其租税本来稀简，还有搜括的余地，宋朝就没有了。遂成为“竭天下之财，以养中央之兵，而不可以一战”的模样。这是北宋政治上最大的积弊。

宋朝开国后的二十年，就是公元九七九年，太宗灭北汉，把中国统一，乘势进兵伐辽，想把燕、云恢复。其结果，在高梁河战败，太宗身受重伤。公元九八六年，太宗又命将伐辽，亦不得利。辽人却屡次南下。真宗时，辽兵直抵澶（chán）州，中外震骇。群臣多有劝真宗迁都的，幸宰相寇准力主亲征。真宗渡河，辽人乃请盟而还。此事在公元一〇〇四年。自此以后，宋辽始终和好，直到北宋末年，宋约金攻辽时，未曾开过兵衅。然到仁宗时，今宁夏、甘肃境的西夏复强盛。从公元一〇三四年起，到公元一〇四四年止，和宋朝构兵凡十年。宋朝也总不得利，陕西地方，弄得凋敝不堪。其结果，到底也以岁赐成和。国威的不振如此。

内政则从对辽和议成立后，就开始腐败。原来宋朝因兵力不足，和议成后，深怕它破裂，而又没有法子可想。因辽人迷信很重，乃托言有天书下降，算作一种祥瑞。其意，本来想借此恐吓辽人。然因此之故，各地斋醮和土木之事繁兴，耗费甚多，财政渐觉困难。既然只想维持和议，再不想恢复燕、云，自然兵力也要腐败下去了。所以澶渊和议的成立，就是宋朝内政腐败的开始。真宗之后，继以仁宗，在位凡四十一年。他的性质，是颇宽仁的，然而是个无用的人。一切政治，更其废弛。宋朝到这时候，要图振起，就非改革不可了。

但是要图改革，还有一种困难，这便是宋朝政治机构的不灵。历代官制，宰相的权柄都较大。宋朝却沿袭晚唐、五代，以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理财，政权不甚统一。加以宋朝最重言路，御史一官，气焰很高。宋朝人的风气，又喜欢说话，喜欢争意气。所以宋朝宰相，权力不甚充足，遇事每多掣（chè）肘。这也是王安石变法所以困难的一面。

王安石的变法，还有一层社会背景。从唐中叶到五代，是经过长期的分裂战乱的。每当战乱之时，人民总格外困苦。宋朝统一以后，虽然把政治整顿一番，于民生问题，却未能十分注意。所以当时的人民，很为困苦，如地权的不平均、役法的苛重、农民资本的缺乏等，都是当时的一个大问题。

王安石之改革

仁宗死后，英宗即位，仅四年就死了。神宗即位，是个有为之主，乃擢用王安石，以行新法。

王安石所行的新法，范围是很广泛的。他首创制置三司条例司，派人出去调查各地方农田水利和赋役的情形。又行青苗法，将常平、广惠仓中的储蓄，当春时借给农民，待秋收时还官，出息二分。改差役为雇役。差役是按人口资产的多寡，把人户分别等级，地方上有公事，派他们去当差徭的。这都是要赔钱的。因差事不能分割，人民不堪负担，往往至于破产。安石令其出免役钱，向来不当差徭的人家，出助役钱，把这钱来雇人充役。后来又行方田均税之法，以纵横各千步之地为一方，将面积确实丈量，并参酌其地形地味，以均定赋税。这几件事，都是和民生有关系的。

王安石又想改革选举之法。他是注意于养士，而不但注意于取士的，所以要改革学校。学校是历代都有的，但不免有名无实。安石乃在太学中分立三舍。凡初入学的学生，都居外舍，以次升入内舍和上舍。升到上舍时，可以不经礼部的考试，径赐之以进士第。至于科举，则罢进士以外的诸科，但存进士。改试策论和经义。其经义，也不是前此的墨义，而改为大义了。

他又改革兵制，把冗兵裁去大半。拣重要的去处，设置将官，令其统兵驻扎，而改掉前此番戍之制。王安石是主张民兵的，乃先行保甲之法，以为民兵的预备。保甲之法：是以五家为保，十家为一大保，五百家为一都保。家有二丁的，派一人为保丁，轮班警备盗贼。后来又教保长以武艺，令其转教保丁，逐渐训练成民兵。

◎元祐党人碑

新法旧法

王安石所行的新法，是有利有弊的。其中在理论上，在实际上，都是利多弊少的，第一要推雇役。青苗有打倒高利贷的好处，也有抑配、追呼、放失等弊病。方田均税，则并没有认真推行。学校和科举，在实际上是无甚关系的。因为不论是诗赋，是策论、经义，总不过借此进身，而和实用也都不甚切。其无实际而且不免于骚扰的，怕要算民兵制度为最甚了。但是不论什么事，要是肯平心静气，从实际上研究其利弊，逐渐加以改良，总可以去其弊而存其利的。而当时反对新法的，不肯平心商榷。于是旧党得政之时，把新法废掉，新党得政之时，又把它回复过来。就不论新旧，都不见其益，而只见纷扰之苦了。

王安石为相，前后共七年。当神宗在位时，始终守其法没有变。公元一〇八五年，神宗死了，儿子哲宗年幼，太皇太后高氏临朝。用司马光、吕公著为宰相，把新法一切废掉。太皇太后死后，哲宗起用新党，复行新法，谓之“绍述”，旧党多遭贬斥。哲宗死后，徽宗即位，初时颇想调和新旧，后来也倾向新法。用蔡京为宰相，旧党重遭贬斥。徽宗和蔡京，都不是有什么政治主意的人。徽宗是很骄奢淫逸的，蔡京则一味窥时俯仰，搜刮了天下的钱，来供给他用。在神宗时，便已对西夏用兵，不很得利。哲宗、徽宗时，也还是如此。又适值辽亡金兴，自己没有实力，反想靠人家的力量去恢复失地，就要引起大祸了。

习题

（一）宋初中央集权的政策怎样？其利弊如何？

（二）宋朝的兵制，和唐朝的府兵比较，利弊如何？和藩镇的兵比较，利弊又如何？

（三）王安石的变法，政治的背景如何？社会的背景又如何？

（四）青苗法的用意和办法怎样？

（五）差役和雇役的区别如何？二者孰为合理？

（六）方田均税的办法怎样？

（七）王安石的科举法，和唐朝的科举同异如何？其改革的用意何在？

（八）保甲除用为民兵外，还有何种作用？

（九）宋朝新旧党争的始末如何？假使当时两党不互相反对而合作，其结果当如何？党争除政见之外，还有什么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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