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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名家（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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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名家

名家之书，《汉志》所著录者，有《邓析》二篇，《尹文子》一篇，《公孙龙子》十四篇，《成公生》五篇，《惠子》一篇，《黄公》四篇，《毛公》九篇。今惟《公孙龙子》，尚存残本，余则非亡即伪矣。

邓析之事，见于《吕览·离谓》。《离谓》篇曰：“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日欢哗。子产患之。于是投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荀子·宥坐》《说苑·指武》《列子·力命》，亦谓邓析为子产所杀。据《左氏》，则昭公二十年子产卒，定公九年，驷颛乃杀邓析。二者未知孰是。要之邓析为郑执政者所杀，则似事实也。其书《隋志》一卷。今本仍一卷，二篇。辞指平近，不类先秦古书。盖南北朝人所伪为，故唐以来各书征引多同也。

尹文子，《汉志》云：“说齐宣王，先公孙龙。”《庄子·天下》，以宋钘、尹文并举。《吕览·正名》则以尹文所说者为齐湣王。曰：“齐王谓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愿闻何谓士？王未有以应。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为臣乎？王曰：所愿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于庙朝中，深见侮而不斗，王将以为臣乎？王曰：否。夫见侮而不斗，则是辱也，辱则寡人弗以为臣矣。尹文曰：虽见侮而不斗，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是未失其所以为士一矣。

未失其所以为士一，而王不以为臣，则向之所谓士者乃士乎？王无以应。”“尹文曰：王之令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见侮而不敢斗者，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见侮而不敢斗，是辱也，不以为臣，此无罪而王罚之也。齐王无以应。”高注曰：“尹文，齐人，作《名书》一篇。在公孙龙前，公孙龙称之。”则《汉志》所谓尹文说齐宣王者，即指《吕览》所载之事。一云宣王，一云湣王，古书此等处，大抵不能精审也。高氏说既与《汉志》合，则其所谓《名书》者，亦必即《汉志》所谓《尹文子》矣。今所传《尹文子》分二篇。言名法之理颇精，而文亦平近。疑亦南北朝人所为故《群书治要》已载之也。

公孙龙子说赵惠王偃兵，见《吕览·审应览》；说燕昭王偃兵，见《吕览·应言》；与孔穿辨论，见《吕览·淫辞》。其书存者六篇。篇数与《汉志》不符，其辞容有附益，然大体非后人所能为。《吕览》高注，谓尹文在公孙龙前，公孙龙称之。案尹文说齐王事，见《公孙龙子·迹府》篇，以为公孙龙难孔穿，则此篇或即高诱所见。亦此书非伪之一证也。盖《汉志》十四篇之残本也。毛公，《汉志》云：“赵人，与公孙龙等并游平原君赵胜家。”师古曰：“刘向云：论坚白同异，以为可以治天下。”此外无可考。

与公孙龙有关系者，又有魏公子牟。亦称中山公子牟。见《庄子·秋水》《让王》《吕览·审为》，略与《让王》同。《列子·仲尼》篇。又《庄子·天下》篇，以桓团、公孙龙并举。桓团行事无考。

惠施为名家巨子。《庄子·天下》篇，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又曰：“南方有锜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徐无鬼》篇：惠施死，庄子曰：“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与之言矣。”《说范·说丛》篇同。《淮南子·修务训》亦曰：“惠施死而庄子寝说言。”庄周学说，与惠施最相近，然而判为二派者，庄子以生有涯而知无涯，而惠施则多其辞说。故庄子讥之曰：“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而又惜其“散于万物而不厌，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又“惠子事”亦见《庄子·秋水》《吕览》中《淫辞》《不屈》《应言》《爱类》诸篇。高注谓惠施宋人。

成公生，《汉志》云“与黄公等同时”。师古引刘向云：“与李斯子由同时。由为三川守，成公生游谈不仕。”黄公，《汉志》曰：“名疵，为秦博士。作歌诗，在秦歌诗。”

名、法二家，关系最密，说已见前。顾其学与墨家，关系有尤密者。《墨子》书中有《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小《取》六篇，虽难尽通，要可知为论名学之作。《庄子·天下》篇，称桓团公孙龙辨者之徒；而晋鲁胜合《墨子》之《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而为之注，称之曰《墨辨》，则今所谓名学，古谓之辨学也。《吕览》载尹文之说，极致谨于名实之间，而亦及见侮不斗。《荀子·正论》，述子宋子之说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知庄子以宋钘、尹文并列，为不诬矣。《吕览·审应》载：“赵惠王谓公孙龙曰：寡人事偃兵十余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孙龙对曰：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今蔺、离石入秦，而王缟素布总；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酒。

齐得地而王布总，齐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爱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兼爱偃兵，墨家之旨；致谨名实，名家之学也。《荀子·正名》篇：“‘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山渊平’‘情欲寡’‘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此惑于用实以乱名者也。‘非而谒楹有牛，马非马也’，此惑用于名以乱实者也。”亦皆兼名墨二家之说。《庄子·天下》篇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僪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辨相訾，以觭偶不忤之辞相应。”其所诵，盖即今《墨子》中之《经》上、下篇。名家纵不必即出于墨，而名墨之学，关系极密，则无可疑矣。夫墨家重实利，而名家则骋玄妙之辞；墨家主兼爱，而法家则尚刻核之政；抑法家重综核，而名家则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其学之相反如此也，而其关系之密如彼，岂不异哉？

虽然，此无足异也，《汉志》：法家者流，出于理官。名家者流，出于礼官。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守。理之与礼，关系极密，无待于言；而清庙则礼之所由行也，礼者事之准；办事而无标准，必觉其无从办起。故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夫礼之初，则社会之习惯而已。所谓正名者，则谨守社会之习惯而已。然礼有沿亦有革，斯官有创亦有因。其因仍沿袭者，固可即固有之礼而谨守之，而不必问其何以当如此；其革故鼎新者，则必求其协诸义而协，而礼之原理，不容不讲矣。

职是故，古之礼官及理官，其学遂分为二派：一极言名之当正，而务求所以正之之方，此为法家之学；一深探千差万别之名，求其如何而后可谓之正，是为名家之学。夫执法术以求正名之实行者，固应审我之所谓正者果正与否；而深探名之如何而后可称为正者，既得其说，亦必求所以实行之。此名、法二家，所以交相为用也。抑名以立别，而名家之说，反若天地万物，皆为一体，只见其同，不见其异。此则宇宙万物，本相反而相成，苟探求之至于极深，未有不觉其道通为一者也。名、法二者，盖亦同源而异流，而古代庶政统于明堂，则清庙实名、法二家所由出。故二家之学，亦有存于墨家者焉。参看下编第五章秦始皇谓吾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岂尚微妙之论。然黄公为秦博士，盖名法相通，黄公实以法家之学见用也。

《墨子》中《经》《经说》，大、小《取》六篇，所涉范围甚广。如曰：“知，材也。此言能知之具。虑，求也。知，接也。此言吾知之接于物。（上知下心），明也。”此言知物之明晰状态。此论人之知识问题者也。又曰：“举，拟实也，此言人之观念。言，出举也。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或也者，不尽也。或，有也。有然者则不尽然。假也者，今不然也。谓假设之辞。效也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辟同譬。者，援也同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

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者。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同他。者同也，吾岂谓也同他。者异也。”皆论辨论之法者也。又曰：“生，形与知处也。卧，知无知也。上知字为“知材也”之知，下知字为“知接也”之知。梦，卧而以为然也。平，知无欲恶也。闻，耳之聪也。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言，口之利也。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辨也。”说与今心理学相符。又曰：“体，分于兼也。兼为全量，体为部分。端，体之无序而最在前者也。点。尺，前于区而后于端。尺为线，区为面。区，无所大；厚，有所大也。厚为体。平，同高也。中，同长也。圜，一中同长也。

方，柱隅四杂也。”杂同匝。与今几何学暗合。又曰：“仁，体爱也。体，即分于兼之体。义，利也。任，士损已而益所为也。”则仍与兼爱之说相应。参看下编第五章。此外关于科学论理者，尚有多条。近人于此，诂释较详，有专书可看。予所见者，有梁启超《墨经校释》，张之锐《新考正墨经注》，皆佳。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亦以论《墨经》一章为最善。又《学衡杂志》载李笠定本《墨子间诂序》，未见其书。兹不更及。其邓析、惠施、桓团、公孙龙之学，散见诸子书中者，于下文略论之。

案《庄子·天下》篇，举惠施之说，凡十事：

（甲）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此破俗大小之说也。大无止境，小亦无止境。俗所谓大所谓小者，皆强执一境而以为大以为小耳。问之曰：汝所谓大者，果不可更大？所谓小者，果不可更小乎？不能答也。可以更大，安得谓之大？可以更小，安得谓之小？故俗所谓大小，其名实不能立也。故惠子破之曰：必无外而后可以谓之大，必无内而后可以谓之小。夫无内无外，岂人心所能想象？然则大小之说，不能立也。

（乙）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此破有无之说也。天下惟一无所有者，乃将谓之无所不有。何也？既曰有矣，则必有与之对者。如尔与我对，此物与彼物对是也。我愈小，则与我为对之物愈多。然若小至于无，则无物能与我对。夫与我对者非我也，则不与我对者必我也。无物能与我对，则无物非我也。故惟无为最大。《淮南子》曰：“秋豪之末，沦于无间，而复归于大矣。”正是此理。无厚之厚，即《墨子》厚有所大也之厚，几何学所谓体也。其大千里，乃极言其大，即最大之意。不可泥字面看。

（丙）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荀子·不苟》篇作：“天地比，山渊平。”卑即比也。此条盖破高下相对之见。古天官家谓自地以上皆天也。

（丁）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此说亦见《庄子·齐物论》。破执著一事，以为与他事有截然分界之见也。今有人焉而死，世俗之论，必以其死之一刹那为死，而自此以前，则皆为生。姑无论所谓一刹那者不可得也。即强定之，而凡事必有其原因。人之死，非死于其死之时也，其前此致死之因，岂得与死判为两事？因果既不容判，而因又有其因焉，因之因又有其因焉，则孰能定其死于何时？以人之生死论，只可谓有生以后，皆趋向死路之年耳；只可谓方生之时，即趋向死路之时耳。他皆放此。此理与儒家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之说相通。天体运行不已，原无所谓中，亦无所谓昃。然就人之观察，强立一点而谓之中，则固可指自此以前之运行，为自昃向中；自此以后之运行，为自中向昃也。故其下文即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盈虚消息，万物之本然。所谓盛衰倚伏者，则就人之观察，而强立一点焉，指之曰：此为盛，此为衰耳。

（戊）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此破同异之说也。天下无绝对相同之物，无论如何相类，其所占之时间空间决不同，便为相异之一点，此万物毕异之说也。天下无绝对相异之物。无论如何相异，总可籀得其中之同点。如牛与马同为兽，兽与人同为动物，动物与植物同为生物是也。此万物毕同之说也。

（己）南方无穷而有穷。古天官家不知有南极，故于四方独以南为无穷。孙诒让说。见《墨子间诂·经说下》。案此盖天之说也，盖天之说，以北极为中心，四面皆为南方。夫地不能无厚，既有厚，则向反面进，势必复归于正面，是南方无穷之说，不可通也。地既可以周游，则随处皆可为中点。故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见下第九条。或谓合此两条观之，似古人已知地体浑圆。此殊不然。凡有厚之物，向反面进，皆可复归于正面，初不问其圆不圆也。

（庚）今日适越而昔来。此破时间分析之见也。夫时无界也，今云昔云，乃至一时一分一秒，皆人之所假立也。果不离因，二者本为一事。自人有时间观念，乃即一事强分为若干节，而别而指之曰：此为因，此为果焉。实不通之论也。何也？自适越以至于至，原为一事，人必强分为两事，不过自适迄至，为时较长，得容分析耳。今有一事，时间甚短，不复容人之分析，则即视为一事矣。然则此或分为两，或合为一者，乃人之观念则然，而非事物之本体然也。今人之分析时间，盖极于秒。同在一秒中之事，即不复计较其先后矣。今命初一为a，初二为b。初一自北平行，初二至南京，命之曰a适南京而a至，固不可也。

又命一时为a，二时为b。一时自黄浦江边行，二时而抵上海县城，命之曰a适上海而a至，亦不可也。然一秒之时，既不再加以分析，则将通名之曰a。今适至近之地，以此一秒钟发，亦以此一秒钟至，则以吾侪之语言道之，将曰a适某地而a至矣。假有时间分析，较吾侪更细者，彼视此一语之可笑，与吾侪视a适南京而a至，a适上海而a至之语，无以异也。设有时间分别，较吾侪更粗者，其视今日适南京而明日至，一时适上海而二时至，其无庸分别其适与至，亦与吾侪视适与至皆在一秒钟内者，无以异也。则初一适南京而初二至，一时适上海而二时至，自彼言之，虽曰a适南京而a至，a适上海而a至，亦无不可矣。此今日适越而昔来之说也。又此条以理事无碍之说解之亦可通。参看下卵有毛一条。

（辛）连环可解也。此条可有二解：一即系铃解铃之说。连环若本一物，无待于解；若本两物，则如何连，即如何解耳；此一说也。又宇宙本系一体，凡宇宙间事，实系一事，而世必强分之为若干事，实不通之论也。然世无不以为通者。如此武断之论，而可以成立，连环又何不可解乎？

（壬）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说见前。

（癸）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此条为惠施宗旨所在。前此九条，皆所以说明此条者也。盖由前此九条所说，可见物无彼此之分，时无古今之别，通宇宙一体耳。古人用天地字，往往作宇宙字解。既通宇宙皆一体，则我即万物，万物即我，其泛爱万物宜矣。

以上为庄子述惠施之说。又《荀子·不苟》篇，述惠施、邓析之说，凡五事：（子）山渊平，天地比。说已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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