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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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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一六艺

《六艺》传自儒家，而《七略》别之九流之外。吾昔笃信南海康氏之说，以为此乃刘歆为之。歆欲尊周公以夺孔子之席，乃为此，以见儒家所得，亦不过先王之道之一端，则其所崇奉之《周官经》，其可信据，自在孔门所传六艺之上矣。由今思之，殊不其然。《七略》之别六艺于九流，盖亦有所本。所本惟何？曰：《诗》《书》《礼》《乐》，本大学设教之旧科。邃古大学与明堂同物。《易》与《春秋》，虽非大学之所以教，其原亦出于明堂。儒家出于司徒。司徒者，主教之官，大学亦属矣。故其设教，仍沿其为官守时之旧也。

古有国学，有乡学。国学初与明堂同物，详见学制条。《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诗书礼乐，追原其朔，盖与神教关系甚深。礼者，祀神之仪；乐所以娱神，诗即其歌辞；书则教中典册也。古所以尊师重道，“执酱而馈，执爵而酳”，“袒而割牲”，北面请益而弗臣，盖亦以其为教中尊宿之故。其后人事日重，信神之念日澹，所谓诗书礼乐，已不尽与神权有关。然四科之设，相沿如故，此则乐正之所以造士也。惟儒家亦然。《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论语·述而》。言礼以该乐。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专就品性言，不主知识，故不及《书》。子谓伯鱼曰：“学诗乎？”“学礼乎？”《论语·季氏》。则不举《书》，而又以《礼》该《乐》。虽皆偏举之辞，要可互相钩考，而知其设科一循大学之旧也。

《易》与《春秋》，大学盖不以是设教。然其为明堂中物，则亦信而有征。《礼记·礼运》所言，盖多王居明堂之礼。而曰：“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春秋》者，史职；《易》者，巫术之一也。孔子取是二书，盖所以明天道与人事，非凡及门者所得闻。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文章者，《诗》《书》《礼》《乐》之事；性与天道，则《易》道也。孔子之作《春秋》也，“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子夏之徒且不能赞，况其下焉者乎？《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此七十有二人者，盖于《诗》《书》《礼》《乐》之外，又兼通《易》与《春秋》者也。《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与《论语·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合。疑五十而知天命，正在此时。孔子好《易》，尚在晚年，弟子之不能人人皆通，更无论矣。

“六艺”之名，昉见《礼记·经解》。《经解》曰：“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淮南子·泰族》:“《易》之失也卦。《书》之失也敷。《乐》之失也淫。《诗》之失也辟。《礼》之失也责。《春秋》之失也刺。”曰“其教”，则其原出于学可知也。《繁露·玉杯》曰：“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义，《易》《春秋》明其知。”云“以赡养”“在位”者，则其出于《大学》，又可知也。

《繁露》又曰：“六艺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史记·滑稽列传》及《自序》，辞意略同。《滑稽列传》曰：“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自序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变，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此孔门六艺之大义也。贾生《六术》及《道德说》，推原六德，本诸道德性神明命，尤可见大学以此设教之原。古代神教，固亦自有其哲学也。

“《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二者相为表里，故古人时亦偏举。《荀子·劝学》曰：“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古人诵读，皆主《诗》《乐》。

详见《癸巳存稿·君子小人学道是弦歌义》。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乃以《经》该《诗》《乐》，与《礼》并言，犹言兴于《诗》，立于《礼》也。下文先以《诗》《书》并言，亦以《诗》该《乐》。终又举《春秋》，而云在天地之间者毕，可见《春秋》为最高之道。不言《易》者，举《春秋》而《易》该焉。犹《史记·自序》，六经并举，侧重《春秋》，非有所偏废也。《孟子》一书，极尊崇《春秋》，而不及《易》，义亦如此。《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与《贾子书·道德说》“《书》者，此之著者也；《诗》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纪者也；《礼》者，此之体者也；《乐》者，此之乐者也”辞意略同，而独漏《易》，可见其系举一以见二，非有所偏废也。

《汉书·艺文志》:“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正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以五经分配五行，虽不免附会。然其独重《易》，亦可与偏举《春秋》者参观也。

《庄子·徐无鬼》:“女商曰：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版六弢。”金版六弢，未知何书，要必汉代金匮石室之伦，自古相传之秘籍也。《太史公自序》:“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上本之伏羲、尧、舜三代，可见六艺皆古籍，而孔子取之。近代好为怪论者，竟谓六经皆孔子所自作，其武断不根，不待深辩矣。《论衡·须颂》:“问说书者：钦明文思以下，谁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谁也？孔子也。”此亦与《史记》谓孔子序书传之意同。非谓本无其物，而孔子创为之也，不可以辞害意。

《庄子·天下》曰：“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又曰：“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以仁为恩指《诗》，以义为理指《书》，所谓薰然慈仁之君子，即学于大学之士也。此以言乎盛世。至于官失其守，则其学为儒家所传，所谓邹鲁之士，搢绅先生者也。上下相衔，“《诗》以道志”二十七字，决为后人记识之语，溷入本文者。《管子·戒》篇：“博学而不自反，必有邪，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庆也。内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泽其《四经》而诵学者，是亡其身者也。”尹注：“《四经》，谓《诗》《书》《礼》《乐》。”其说是也。古所诵惟《诗》《乐》，谓之经。后引伸之，则凡可诵习者皆称经。《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经》盖指《诗》《乐》，《志》盖指《书》，分言之也。《管子》称《四经》，合言之也。可见《诗》《书》《礼》《乐》，为大学之旧科矣。旧法世传之史，盖失其义，徒能陈其数者，百家之学，皆王官之一守，所谓散于天下，设于中国，时或称而道之者也。亦足为《诗》《书》《礼》《乐》，出于大学之一旁证也。《商君书·农战》:“《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亦以《诗》《书》《礼》《乐》并举。

《诗》《书》《礼》《乐》《易》《春秋》，自人之学习言之，谓之六艺。自其书言之，谓之《六经》。《经解》及《庄子·天运》所言是也。《天运》曰：“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亦可见《六经》确为先王之故物，而孔子述之也。《庄子·天道》：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左纟右番）十二经以说。十二经不可考。《释文》引说者云：六经加六纬。一说：《易》上、下经并十翼。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经。皆未有以见其必然也。

六艺有二：一《周官》之礼、乐、射、御、书、数，一孔门之《诗》《书》《礼》《乐》《易》《春秋》也。信今文者，诋《周官》为伪书。信古文者，又以今文家所称为后起之义。予谓皆非也。《周官》虽六国阴谋之书，所述制度，亦必有所本，不能凭空造作也。《吕览·博志》:“养由基、尹儒，皆文艺之人也。”文艺，一作“六艺”。“文艺”二字，古书罕见，作“六艺”者盖是。由基善射，尹儒学御，称为六艺之人，此即《周官》之制不诬之明证。予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学之六艺也。礼、乐、射、御、书、数，小学及乡校之六艺也。何以言之？曰：《周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此乡校之教也。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此小学之教也。《论语》:“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子罕》。谦，不以成德自居，而自齿于乡人也。六艺虽有此二义，然孔门弟子，身通六艺，自系指大学之六艺而言。不然，当时乡人所能，孔门能通之者，必不止七十二人也。

《管子·山权数》:“管子曰：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谓五官技？管子曰：《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数也。六家者，即见其时。使豫。先蚤闲之日受之。故君无失时，无失策，万物兴丰无失利。远占得失，以为未教。《诗》记人无失辞，行殚道无失义，《易》守祸福凶吉不相乱，此谓君柄。”上云五官，下云六家，盖卜易同官也。此与《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同小异。盖东周以后，官失其守，民间顾有能通其技者，管子欲利田宅美衣食以蓄之也。此亦王官之学，散在民间之一证。

《新学伪经考》曰：“史迁述六艺之《序》曰：《诗》《书》《礼》《乐》《易》《春秋》，西汉以前之说皆然。盖孔子手定之序。刘歆以《易》为首，《书》次之，《诗》又次之。后人无识，咸以为法。此其颠倒《六经》之序也。”以此为刘歆大罪之一。《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汉志艺文志辨伪下》。案《汉志》之次，盖以经之先后。《易》本伏羲，故居首。《书》始唐尧，故次之。以为颠倒六经之序，殊近深文。谓《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为孔子手定，亦无明据。予谓《诗》《书》《礼》《乐》，乃大学设教之旧科，人人当学，故居前。《易》《春秋》义较深，闻之者罕，故居后。次序虽无甚关系，然推原其朔，自以从西汉前旧次为得也。

附录二经传说记

《六经》皆古籍，而孔子取以立教，则又自有其义。孔子之义，不必尽与古义合，而不能谓其物不本之于古。其物虽本之于古，而孔子自别有其义。儒家所重者，孔子之义，非自古相传之典籍也。此两义各不相妨。故儒家之尊孔子，曰：“贤于尧舜远矣。”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孔子。”《孟子·公孙丑上》。而孔子则谦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即推尊孔子者，亦未尝不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言也。《礼记·中庸》。若如今崇信今文者之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前无所承，则孔子何不作一条理明备之书，而必为此散无可纪之物？又何解于六经文字，古近不同，显然不出一手，并显然非出一时乎？若如崇信古学者之言，谓六经皆自古相传之物；孔子之功，止于抱遗订坠；而其所阐明，亦不过古先圣王相传之道，初未尝别有所得，则马、郑之精密，岂不真胜于孔子之粗疏乎？其说必不可通矣。

惟《六经》仅相传古籍，而孔门所重，在于孔子之义，故《经》之本文，并不较与《经》相辅而行之物为重。不徒不较重，抑且无相辅而行之物，而《经》竟为无谓之书矣。

与《经》相辅而行者，大略有三：传、说、记是也。《汉书·河间献王传》曰：“献王所得，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盖传、说、记三者，皆与经相辅而行；孔门所传之书，大略可分此四类也。

传、说二者，实即一物。不过其出较先，久著竹帛者，则谓之传；其出较后，犹存口耳者，则谓之说耳。陈氏澧曰：“荀子曰：《国风》之好色也，其《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大略》。据此，则周时《国风》已有传矣。《韩诗外传》亦屡称《传》曰，《史记·三代世表》褚先生曰：“《诗传》曰：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此皆不知何时之传也。”《东塾读书记·六》。陈氏所引，实皆孔门《诗传》。谓不知何时之传者，误也。然孔子以前，《诗》确已自有传，《史记·伯夷列传》引轶诗《传》是也。以此推之，《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

“书传”二字，盖平举之辞。孔子序《书》，盖或取其本文，或取传者之辞，故二十八篇，文义显分古近也。如《金滕》亦记周公之辞，其文义远较《大诰》等篇为平近。古代文字用少，书策流传，义率存于口说。其说即谓之传。凡古书，莫不有传与之相辅而行。其物既由来甚旧；而与其所传之书，又如辅车相依，不可阙一。故古人引用，二者多不甚立别；而传遂或与其所传之书，并合为一焉。汉人引据，经传不别者甚多。崔氏适《春秋复始》，论之甚详。今更略举数证。《孟子·万章》一篇，论舜事最多。后人多欲以补《舜典》。然《尚书》二十八篇为备，实不应有《舜典》，而完廪、浚井等事，亦见《史记·五帝本纪》。《五帝本纪》多同伏生书传。盖孟子、史公，同用孔门书说也。以此推之，《滕文公》篇引《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论语·为政》孔子引《书》曰“孝乎惟孝”，亦皆《书》传文矣。

《说文》旻部夐下引《商书》曰：“高宗梦得说，使百工夐求，得之傅岩。”语见《书·序》。盖《书》传文，而作序者窃取之。差以毫厘，谬以千里。见《易·系辞》。《系辞》释文云：王肃本有传字。案《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谈论六家要旨，引《系辞》“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谓之《易大传》，则王肃本是也。然《自序》又引毫厘千里二语称《易》曰，《大戴·保傅》《小戴·经解》亦然。此汉人引用，经传不别之证，故诸家之《易》，《系辞》下或无传字也。《孟子·梁惠王下》:“《诗》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文王之勇也”，“此武王之勇也”，句法相同，自此以上，皆当为《诗》《书》之辞。然“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实为后人称述武王之语。

孟子所引，盖亦《书》传文也。传之为物甚古，故又可以有传。《论语》邢疏：汉武帝谓东方朔云：传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又成帝赐翟方进策书云：传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是汉世通谓《论语》《孝经》为传。然《汉志》《鲁论》有传十九篇，《孝经》亦有杂传四篇。盖对孔子手定之书言，《论语》《孝经》皆为传；对传《论语》《孝经》者而言，则《论语》《孝经》，亦经比也。传之名不一。或谓之义，如《礼记·冠义》以下六篇是也。或谓之解，如《管子》之《明法解》，《韩非子》之《解老》是也。《礼记》之《经解》，盖通解诸经之旨，与《明法解》《解老》等专解一篇者，体例异而旨趣同，故亦谓之解也。《墨子·经说》，体制亦与传同，而谓之说，尤传与说本为一物之证。《孟子·梁惠王上》对齐宣王之问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下篇：“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管子·宙合》曰：“宙合有橐天地，其义不传。”此所谓传。并即经传之传也。《明法解》与所解者析为两篇。《宙合》篇前列大纲，后乃申释其义，则经传合居一简。古书如此者甚多。今所传《易》，《系辞》下无“传”字，亦不能议其脱也。

《公羊》曰：“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定公元年。古代文字用少，虽著之传，其辞仍甚简略，而又不能无所隐讳若此，则不得不有借于说明矣。《汉书·蔡义传》:“诏求能为《韩诗》者。征义待诏。久不进见。义上疏曰：臣山东草莱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众，然而不弃人伦者，窃以闻道于先师，自托于经术也。愿赐清闲之燕，得尽精思于前。上召见义，说诗。甚说之。”又《儒林传》:“儿宽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朴，即老子“朴散而为器”之朴。《淮南·精神》注：“朴，犹质也。”所谓木不斫不成器也。此可见经而无传，传而无说，即成为无谓之物。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并可见汉世传经，精义皆存于说。汉儒所由以背师说为大戒也。

凡说，率多至汉师始著竹帛。以前此未著竹帛，故至汉世仍谓之说也。夏侯胜受诏撰《尚书》《论语说》;《汉书》本传。“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易》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义略同，惟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是也。《儒林传》。《汉书·王莽传》：莽上奏曰：“殷爵三等，有其说，无其文。”又群臣请安汉公居摄如天子之奏曰：“《书》曰：我嗣事子孙，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应棐谌，乃亡坠命。《说》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发号施令，常称王命。召公贤人，不知圣人之意，故不说也。”然则说可引据，亦同于传。盖传即先师之说；说而著之竹帛，亦即与传无异耳。汉人为学，必贵师传，正以此故。刘歆等首唱异说，其所以攻击今文师者，实在“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两语。而古学家之学，远不逮今文师者，亦实以此。以其奋数人之私智，以求之传记，断不能如历世相传之说之精也。公孙禄劾歆：“傎倒《五经》，毁师法。”《王莽传》。毁师法，即背师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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