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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民族化与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第1页）

“人民日报70年文艺评论选（..）”！

音乐民族化与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

李焕之

为什么这样难“化”？

多少年来我们经常讨论着音乐民族化的问题，这是音乐界一直迫切需要解决，而总是“化”不好，“化”不彻底，“化”得不巩固的。音乐之所以要民族化，毫无疑问是因为我们音乐工作者历来深受西洋音乐的影响，在工作中时常表现出不但不能鲜明地、准确地、生动地反映我们民族的新面貌，有时甚至用洋作风、洋派头、洋感情来“化”掉我们民族的东西，使得我们的工作和我们这个伟大的新的时代是不够相称的。

为什么这样难“化”？

有人说：民族化要有个过程，不能求之过急。

如果回顾一下革命音乐发展的三十多年中，有几个关键性的转折点是值得我们更深去体会而从中汲取经验的。

从救亡运动进入抗战时期，音乐工作深入广大的农村。这时音乐的民族形式有了迅速的发展，冼星海的《生产大合唱》与《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这个时期优秀的革命音乐的代表作，他把战斗化的歌曲形式与民间音乐的生动活泼的特色有机地融成一体。

到了一九四二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音乐工作在这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中得到了飞跃的发展，秧歌活动促进了革命音乐的进一步群众化和民族化。这是一次文艺工作的革命性的变革，对以后音乐工作的进展，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可以说直到抗战胜利，进入了解放战争的整个时期，革命音乐的民族特点是非常鲜明的。在歌曲音乐之外，民族的新歌剧也成长起来了，民族乐队和西洋管弦乐队都在逐步建立而有所发展，民族风格的演唱艺术也继秧歌活动所取得的成就而更普遍地被重视。

但在革命的音乐队伍中，音乐工作者多半是来自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洋音乐的影响，而且在感情深处是喜爱西洋音乐的，其中特别是一些曾经专门学过音乐的人更是如此。虽然在参加革命以后，在党的教导下，经受过革命斗争的锻炼，也经过了思想上、政治上的整风运动，但由于西洋音乐的教育所带来的资产阶级的美学观常常是根深蒂固的，一有合适的时机和气候，它就蠢动起来，总是高一阵低一阵地成为革命音乐前进的障碍。在战争的年代里，音乐工作者比较接近生活、接近群众，因而在群众火热的斗争中，民族化的过程也就显得快一些，“化”得也有效果一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音乐民族化这个课题上，可以说是不间断地进行过许多讨论、研究和实践。在理论上的争论不能说不尖锐，而在艺术实践上也不能说建树不力。民族化的工作是有不少成绩的，但问题仍然一大堆，做法上也有着明显的、重要的分歧。从许多情况看来，我们在不断克服洋教条影响的同时，而在某些方面崇洋思想仍有所滋长，有所发展，甚至在某些领域内占有优势。

一切优秀的外来音乐，当然要吸收，也是应该吸收的。但是，它必须在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的基础上来吸收，使外来音乐经过改造，变为自己的血肉，而不是把民族的音乐融化到外来音乐中去。有不少音乐工作者是一心想把民族化的工作做得更有成效些，但常常由于立足点或出发点不对头，或者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和道路，因而没能在根本性的问题上有力地提供解决的途径和经验。原因当然很多，但归根结底在于：在和平的日子里，我们的音乐工作者同生活逐渐疏远了，同群众逐渐疏远了。

到了一九五八年，由于音乐工作者上山下乡，深入群众，参加劳动，进行了思想革命，而促使音乐工作的各个领域都表现出强烈的战斗化、群众化的革命精神与作风，音乐民族化的过程显然是加速了。特别是在广大劳动群众的业余音乐活动中，他们创造出充满革命精神的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民族新形式，这是一个动力，它促进专业音乐工作者用革命精神来从事音乐民族化的实践。当时在音乐教育的改革上、在音乐创作与表演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敢想敢说敢做的新风气，产生了不少对西洋音乐进行革新的尝试与创造。可是这些应该肯定和发扬的新风气与新做法没有很好地巩固住并坚持下来，许多曾经开始被改革的西洋音乐的一套规格和清规戒律，又被原封不动地搬回来。有些表演单位曾经尝试着突破洋唱法的框框，使之演唱中国现代歌曲或民间歌曲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但又由于强调合唱艺术的特殊规律，不仅没有再前进一步，反而更洋起来了。

从革命音乐发展的历史经验看来，音乐民族化固然要有个过程，但过程进展的快慢，成效的高低、大小都无不决定于音乐工作者与群众结合、与革命结合的程度。虽然在民族化的过程中，有许多属于科学实验的课题，必须经过多次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才能从失败的和成功的经验中找到正确的解决途径，所以用求之过急的态度来对待民族化是不对的，但如果用“不能求之过急”来作为挡箭牌，实质上是任由西洋资产阶级的美学思想来左右我们，或者一味用西洋音乐的思维原则、逻辑方法来解决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的一切问题，这就使音乐民族化的过程无限度地拖延下去，其结果是以西洋来化民族了。

根本问题在于与群众结合

如果我们从更高的、更广阔的要求来看音乐民族化的问题，并且从音乐民族化所包含的政治意义来作为解决问题的立足点，那么，根本问题是音乐工作者如何更好更紧密地和群众结合。也就是音乐工作如何更好地贯彻群众路线，更鲜明、更准确、更生动地反映我们这个时代，表现人民群众新的思想面貌，并以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来教育人民，教育青年一代。

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兴起和发展，就是在反对崇洋思想、反对学院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洋土之争，是我国音乐界历来的中心事件之一，它反映了在发展民族新音乐的进程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就是在意识形态上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尤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今天，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是如此波澜壮阔地发展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想用它们的文化输出来奴役被压迫民族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帝国主义正在唱着抹杀民族传统的调调，企图践踏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自主的意志，妄想把全世界人民大众的命运掌握在一小撮反动分子的手里。和这种反动逆流针锋相对，我们重新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这是一个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号召。在音乐上我们主张标时代之新、立民族之异，是为了要创造一种新的民族音乐文化，它是属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享有，而不是只属于少数人所占有的。要打破资产阶级的框框，少数人的美学观点是绝对不能代替广大群众的喜爱的。因此，音乐的民族化和群众化从来都是不可分割地成为革命音乐的鲜明的标志。它们相辅相成，而群众化则更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我们讨论民族化和民族形式问题时，常常离开了广大的基本群众对音乐的要求，而容易满足于在某些音乐舞台上掌声雷动的效果，就以为是群众满意了、通过了、批准了。至于来自最基本、最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及其干部中对音乐工作的意见，我们则很少听到，甚至不愿听到。这种状况只不过说明了我们不少音乐工作者很不了解广大群众对音乐的要求，却关起门来大谈音乐的民族化。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从群众化方面切切实实地下点功夫。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说：“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反对党八股》）这一段话在今天对我们音乐工作者来说，仍然是多么一针见血的批评啊！

有人把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只当作简单化的同义语，这显然是一种瞧不起广大工农群众的资产阶级的观点，或者像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初期，某些资产阶级的学者为了文化上的启蒙工作而拿些“低标准”的文艺作品给人民大众一样。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家，我们提倡艺术上的民族化、群众化，决不是资产阶级眼中的简单化；相反地我们认为民族化、群众化的艺术是高标准的艺术。我们在艺术形式和风格上主张有民族特点而又平易近人，和我们在艺术的思想内容上要求深刻、高尚而丰富动人，不仅不相排斥，而且是达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的高度的统一。

音乐的群众化要求音乐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和群众结合，使我们在思想感情上工农兵群众化，懂得群众的需要，理解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生长起来的新的思想、新的品质，并且同群众建立起生死相关、甘苦与共的感情，这样才能在音乐艺术中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要“化”得彻底，最难的常常在艺术爱好和美学趣味上。不少音乐工作者下乡深入生活时，也能做到和群众同生活、同劳动，打成一片，也能学习民间音乐，但在艺术爱好和美学思想的深处，却依然故我。也有不少音乐工作者认为：群众的音乐欣赏兴趣也是可以改变的，今天他们听不来西洋音乐，或者听不来“民族化少一些”的作品，是因为群众还不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会慢慢地喜欢的。因而有一部分人就觉得：我们是比较擅长西洋音乐的，就应该发挥我们之所长去为群众服务。至于如何进一步使西洋音乐的技巧和工具民族化并根据群众化的要求来改造我们的艺术趣味，却是不重视、忽视甚至于无动于衷，其结果必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孤芳自赏，而成了“政治—马克思列宁主义、艺术—资产阶级”的二元论者。群众的欣赏兴趣和习惯当然是可以变的，但只能是沿着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这个方向变，决不是离开这个方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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