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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小说的意义（第1页）

“人民日报70年文艺评论选（..）”！

“先锋小说”的意义

吴秉杰

近些年出现的一批所谓“先锋小说”，可以说是“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从马原开始的转换，到孙甘露、格非、余华、苏童等形成的一股先锋潮头，没有“宣言”与各种张扬，没有各种理论的概括，在孤冷而寂寞的途中不知不觉地登上了令人瞩目的前台。他们似乎还把批评界甩开了整整一圈，使今日的讨论也成为蠡测发展中的文学态势的一种“补课”行为。

我觉得，我们自然应该看到他们的创作在当前小说格局内的某种变化及发展的意义，可另一方面，新时期小说发展到近年所面临的阻滞也集中地在这一“新潮”中体现出来。这是一批不能结出果实的花朵。

在1987年、1988年的“先锋小说”中，若是想寻找作品中凝结着的历史意识、忏悔意识、文化意识、伦理意识、自然意识等，那么多半会感到失望。它们提供某种精神的现象，又竭力回避精神的价值，这一矛盾从一开始便决定了他们创作中一些特定的势头，即抽象、模糊、虚幻与不确定的形态。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于“人”的生存的处境与命运有一些新的表现，不过它集中反映的是人的被动、盲目、虚幻、混乱乃至荒诞的存在的一面，这便有了“世事如烟”“访问梦境”“死亡叙述”“难逃劫数”“请女人猜谜”这样一些小说的标题。这当然是对于理性主义人性观的一种反拨与补充。与这一变化相联系，新的先锋小说也使艺术表现的领域进一步有所扩展。这并不是在过去题材划分的意义上而言，不是那种时间分界、社会分层、人物活动分类的表现，而是在艺术贯通的“人性”的意义上来说的。“性”与“死亡”是他们作品的两大主题或者说内容的基质，在这两堵囚禁着又激发着人的高墙之间，同时展开了一幅幅四处奔突的心灵的图像。其结果，常是意外地推出了一批与疏离而又混乱的生活相对应的、朦胧乃至变态的心理标本。然而，由于“先锋小说”这种对“人性”的表现已完全脱离了社会的、历史的限定，这又是一批不能结出果实的花朵。

从语言叙述的角度，我们还可以看到它们在小说发展中的另一层变化的意义。由于这批先锋小说也是伴随着“文化实验”“叙述革命”的呼声而兴起的，它们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促成了小说在叙事方式、结构手段、语言表述上的更加丰富。而这些“技巧”实际上也是不能与作品意味简单分离的：叙述的无中心、零散化对应着生活的随机性、无秩序；人物的“真假难辨”、生活与幻象不分对应着现实感的丧失及目标的茫然。

“先锋小说”确实是对我们以往小说的悖逆与否定，它彻底地抛弃了我们以往在被动地面对历史时暗中企盼着的“救世主”概念，然而它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某种价值观的陈旧在他们的作品中转化为价值观的虚无；拒绝原有的价值体系后，便只为自己留下了一片精神的荒原。它的艺术“发展”是与它的根本弱点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具体作品的阅读感受既区分，也往往勾连起我们的一些体会。例如，苏童一些表达自己童年心理记忆的小说《乘滑轮车远去》《伤心的舞蹈》等大致都清新可读，有迹可循。它回溯往事，时间在悄静无痕中流逝，留下一丝淡淡的寂寞，还发人联想。然而它总是没有精神的归宿，“悲喜千般同幻梦”。即便如《你好，养蜂人》虽意在寻觅，基调却不离空虚。余华创作的《世事如烟》《死亡叙述》《难逃劫数》等借用雷达的话，是“死神时时窥伺着生者”。不仅如此，死亡与暴戾不可追索，毫无理性可言。因此，它并不使人产生曲畅旁通、探奥索隐之趣，除了命运的捉弄、生存的荒诞，剩下的依然还是空虚。读格非的作品，它为我们筑起了一个迷宫般混沌的世界。这一世界最大的特点便在于我们“不得入内”。而制造这一效果的根本方式，又在于我们倘若一定要进入这一世界，那么我们又会发现它实际上一无所有。这形成了像《褐色鸟群》《青黄》这样复杂、扑朔迷离的叙述的结果。而孙甘露的一系列创作，多数是为我们提供一个梦与幻觉的艺术天地，提供一些精神的“流亡者”“放逐者”“梦游者”的艺术形象。它固然与上述作品一样有着一些最一般的喻义，但既然切断了生活的“根”，完全虚幻的人生又怎么可能象征真实的人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先锋小说”倒更近于诗。但除了某些片段之外，以零散意念支撑起来的叙事过程毕竟不能像诗那样获得不断新鲜的感觉刺激。相反，由于艺术形象的社会性或历史性内容的削弱，它们倒是造成了艺术传达及与读者沟通的困难。“先锋小说”留给人印象颇深的还有，它们经常把自己的写作过程写到小说中去，以造成生活与虚构不分。

把自己（作者或叙事人）的生活与感受直接渗入人物的活动与心理之中，造成作者与人物不分。当“先锋小说”以作者的意念随时支配笔下人物的命运时，人物的独立性、真实性与内在统一的逻辑性便越来越削弱。叙述的任意转换使故事松散与不断分解，这是它们的“故事”与“真实的虚构”的传统小说故事根本不同的地方。其上述叙述处理却并不是要在辨别真伪的意义上打破幻觉，恰是要突出笔下世界的虚幻性、无序性。它提供虚幻的人生与虚幻的艺术世界，这一世界不可理喻、人生难以把握、文化与伦理判断纯属多余，正因为如此，它们又有些像叙事游戏。

叙事游戏表现为语言的杂糅、颠倒、暧昧与场景的任意配置、叠合、转换，在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尽量打破确定性的界限。小说中的空间表现为围绕叙事线索所集合起来的一定的社会生活面及其相互关系，时间则转化为生活的演变或历史的运动。尽管以往有许多探索小说也淡化社会历史色彩，以求把今朝与往昔置于一时一处，实现更宏大的概括，但我们仍能捕捉到一定时空的涵义。真正消融时间与空间的规范，而把历史、社会的确定性意味尽情破坏，又把主观感觉、情绪推向极限，只能是“幻象”。在“幻象”基础上的叙事游戏，尽管在语言的杂糅中也不乏机智与想象、幽默与反讽，但由于无所倚托，毕竟难以形成真正打动人心的力量。

当前，“先锋小说”是对于现有小说艺术规范最大的破坏。它们有故事，却有意破坏故事蕴蓄的意义或意思；它们注重语言变化，但又忽略最广大的语境。

传统美学规范使小说的结构过程成为一个意义化的过程，而在这些小说中由于叙述的随意性，意义不断被分割、零散化，失去指向性对象，终于导致整体上的无意义与无价值。这些小说是平面化的，并没有什么深层的寄托，意浮而文散。这里所述当然不可能囊括先锋作家所有的创作。因为代表先锋小说转折期的马原叙述的故事中，仍有些与众不同或读来有兴味的创作。而随后如余华的《现实一种》、格非的《大年》、苏童的《罂粟之家》等一部分作品，或是在令人心悸的沉郁气氛中，或是在谜一般令人难以捉摸的神秘感中，把人性的因素掺杂于历史及现实的探视之中，在叙述方式与艺术底蕴上也完全可说是一种探索的收获。不过，就多数作品的基本走向来说，我觉得先锋小说却是体现了上述艺术品格与精神风貌。

文体的弱点反映着主体的弱点。“先锋小说”是在另一个方向上把新时期小说价值观薄弱的一面推向到了极致。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开始，我们的创作都是把主体视为历史被动的产物，一条政治路线决定着十亿人的命运。随着改革的进展，在社会转型期与剧变的大潮面前，便出现了各种心理的真空与精神的惶惑。传统价值观削弱或被扬弃，而新的价值态度与观念却尚未建立起来，于是相对主义、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应时而生。“寻根文学”曾恰当地“绕过现实”把目光转向久远的传统，转向历史，而“寻根后”一部分“先锋文学”则把视线转向表现紊乱的感觉与生命的本能，表现一系列非理性的存在。可是，当我们用“生命本能”取代“生命意识”时却并不能取得艺术审美的深化与提升生命的境界，因为文学所要表现的总是本能之上的附加。真正的本能不值得文学加以表现，也无所谓审美的价值。审美意识是在人类文明进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其意义便也总是深刻地表现为某种历史的积淀与人性发展的要求。正是因为寻根后先锋小说未能从生活中获取新的、有力的精神意识的支持，它们才表现为价值的虚无。

（1989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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