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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用内心智慧做科学研究（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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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用内心智慧做科学研究

许多年前，在奥地利维也纳郊外的国际应用系统分析学会上（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AppliedSystemsAnalysis），一位联合国高级官员在演讲结束时说：“我在世界各地处理过许多不同的问题，我得出的结论是：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即过去100年的技术发展所赋予我们的力量已经超出任何人的想象，但我们的智慧却没有增长。如果在力量和智慧之间的鸿沟不在近期内缩小，那么我们的未来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如果认为科学和民主一样，应被看成是一个尚未完成的项目，将会如何？如果认为主流的科学观，以及它所带来的不断加速重塑现代社会的技术体系，仅仅是一个早期原型，是很有力量但也有很大局限的原型，又将会如何？而如果正在出现的新科学，由于其内在特性，可能更好地融合知识和智慧，那又将如何？

我们对各个领域领先科学家的采访，以及我们自身的经历，都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U形过程的经历对正在出现的现代科学观的革命，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U型理论只是这个运动的一种表现。U型理论和新科学革命两者都要基于与牛顿撞球式世界观根本不同的现实观。在牛顿世界观中，变化是通过一个物体撞击另一个物体实现的；撞击力越大，变化越大。电磁场和后来的量子理论改变了孤立粒子的牛顿世界观。与此类似，正在形成的新科学可能改变粒子性的孤立自我观。

连通性是新世界观的决定性特征。连通性是宇宙的组织运行原则，它连接“外部世界”现象与“内部世界”经历，而最终也连接人与人，连通人与世界。哲学家和灵性导师自古就探讨连通性，但由于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的角色和作用，有关连通性的科学世界观便会对“整体转变”有广泛而彻底的影响。

这个新的整合型科学，植根于20世纪初物理学中的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但也基于物理学、生物学、认知心理学和医学等领域的最新进展。主流西方科学的许多创新者都在为这个新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但也有西方科学之外的贡献，如非西方医学和本土民族的科学。实际上，在这个阶段，甚至对整合型科学世界观的主要方面也没有多少一致意见，包括其本体论（对现实的基本假设）、认识论（对认知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

缺乏一致意见是不可避免的：从伽利略、牛顿、开普勒和笛卡尔开创科学范式算起，西方科学花了200多年时间才最终形成，后来又花了100多年才通过技术进步、公共教育和西方科学思想产生管理和领导学，并逐渐渗透到主流社会。

毫无疑问，通过最新的科学革命将会涌现出一种新老科学的综合。牛顿范式没有由于20世纪物理学的兴起而消失，与此类似，许多接受过检验的主流科学观点和方法也会成为未来世界观的一部分。人与社会方面的变革也一样。因为新的科学世界观既是有关“科学”的，又是关于我们自身的。

20年前，约瑟夫在伦敦见到了杰出量子物理学家戴维·波姆。波姆曾是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时期的同事，并被后者认为是其精神继承人。波姆告诉约瑟夫：“再往前走，最重要的是打破隔离大家的藩篱，这样我们才能变成一个统一的智慧。贝尔定理（Bell’stheorem）告诉我们，这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分离又不孤立。现在的任务就是寻找打破藩篱的方法，以使我们回归自然状态。”

与牛顿范式不同，像U形过程这样的理论能把人的发展、意识的提升和组织变革连接起来，可能对新的科学世界观至关重要，也对其影响社会的速度至关重要。创建更富有智慧的人类社会所需要的科学，可能没有二三百年那么多的时间让我们等待了。

科学和艺术——人类文化中这两项最古老的活动——都是专门研究现实的。艺术完全依赖于艺术家的直接体验，它通过探寻画家高更所问的这类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到哪里去？”——来加深我们的理解力。与此类似，本土科学，即世界各地人民的传统科学，通过培育人们与地球和整个自然界的连通来提高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力。那为什么现代科学却以如此不同的方式发展起来了呢？

波姆指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碎片化”。这是一种思维方式，“包括错误的划分：在有紧密联系的地方划出了界限”，把有整体性的东西看成分离的东西。波姆认为，我们世界观中对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做了人为分离和碎片化，是“世界上社会、政治和环境危机的隐性根源”。

这种碎片化反映在科学学科的僵硬划分上：化学、物理、生物、心理学、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生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这阻碍了跨界的系统理解力。实际上，你在科学学科里越往深处研究，它就会变得越窄。这也影响到现代社会的所有领域，以至于今天所谓的“专家”，仅对一点点东西知道不少。

碎片化的心态还很微妙地体现在传统科学对孤立事物的过分关注上。数百年时间里，物理的“东西”的原型就是原子，很久以来在西方，它一直被认为是自然的最基本的积木块。19世纪中叶，物理学家开始看到原子本身还可以进一步分割——这导致人们认为它是由更小的东西构成的：中子、质子和电子。但这种无限分割为越来越小的东西的观点，最终在20世纪支撑不下去了。物理学家进入了全新的领域：量子能量场、“电子云”，以及对亚原子微观世界的概率概念，而非确定性概念。

总的来说，通过研究孤立的东西来获取知识的信念还在社会科学领域延续着，并且仍然在日常生活中起主导作用。它导致经济学家在解释市场机制时只关注孤立的“理性人”，还导致弗洛伊德对人类行为的“原子构件”解释，即自我、超我和本我，结果使整个心理学领域偏向对个人的研究，而忽略对家庭、工作环境和更大的人际关系网络的研究。甚至在社会科学中的集体现象也往往被当作孤立的东西来研究。比如对工作环境中有效团队的研究，往往聚焦在角色、任务和人际关系特点上面，却忽视了团队有效性对更大组织环境及其互动方式的依赖。类似的状态也存在于公共事务中。人们把外部“敌人”当作威胁，从而操纵政治冲突，却无法看到把我们与敌人绑在一起的功能紊乱的关系网络。

原子思维决定几乎所有的管理行为。组织业绩由孤立的各个“业务单元”的业绩相加而成。出现困难时，只是解雇某些员工，或者出售某些业务单元，却不考虑造成困难问题的更大的系统，也不考虑这样割裂人际网络对其中蕴含的技术窍门和操作知识的破坏性后果。一家原《财富》100强企业的资深高级工程师在公司突然倒闭后给出一个简单的解释：“重组多搞了一次。最后一次重组后，人际网络崩溃了，大家不知道谁知道什么，不知道怎样才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帮助。”

评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驱动科学和社会加剧碎片化的主要因素，正是科学界的最伟大的工具——评估。量化的评估不仅是科学方法的具体工具和无价之宝，也是管理方法的不可或缺的助手；但也很容易被过分扩大，变成对现实的普遍的一般化概括。人们开始相信只有能够评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经理人都知道一个假设，一句熟悉的格言：“你不能管理你不能评估的东西”，或者“人们只关注被评估的东西”。

过分依赖评估不仅使现代社会注定只继续观察世界中的“东西”，而不是关系，还造成大家熟悉的“硬件”（能评估）与“软件”（不能评估）的分别。如果能评估的就是更真实的，你就很容易把软的东西，如人际关系质量和工作的志向目标感，降格到次要地位。这很奇怪，因为软的东西往往是最难做好的，并且是导致成功或失败的重要因素。例如，工程师们都知道，最好的技术方案常常无法实施，或者实施后并不成功的原因，正是缺乏信任和沟通。

问题不在评估本身，而在于可评估和不可评估之间平衡的缺失，在于对量化评估的过度依赖，以至于破坏了判断力和学习力。你会看到，经理人会从高层“驾驭”组织达到量化目标，而不会去努力开发可持续业绩改进所需要的新能力。结果是，用著名的质量管理运动先驱戴明的话说，“靠恐惧气氛管理”在现代组织里普遍流行：从企业被迫完成华尔街的期望指标，到学校被迫改进标准测试的分数。

正如物理学家卡普拉（FritjofCapra）所指出的：人际关系是不可评估的。有几个著名的管理学者和少数组织似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会计学理论家、作业成本法（ABC）的共同发明人托马斯·约翰逊（H.ThomasJohnson）说：“伽利略提出研究‘运动’这个概念，它与运动的物体是相分离的。这是量化思维的开端。”

把系统的某些方面量化，并与系统整体分离，成为西方科学乃至西方管理学的基石。经理人把建立人为和武断的成本指标或生产指标，并由此驱动改进，看作稀松平常的事。但是，若不从整体中剥离出速度或利润这些评估指标，评估就无法进行。有少数企业已经明白这一点了。比如，丰田的市场资本化程度超过了福特、通用汽车和戴姆勒-克莱斯勒的总和（已经有20年了）。根据约翰逊的分析：丰田公司并没有集中的成本会计体系能让高管驾驭“空洞的（成本）指标”。相反，丰田的成本和财务业绩的出色表现，来源于“使复杂精致的评估方法地方化，让大家提高自己的判断能力并向整体学习，而不是削弱和取代大家的能力”。

不可分割的整体

总之，20世纪物理学的深层启示还远未影响到社会生活。关系要比东西更根本。“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卡普拉写道，“从细胞内部的新陈代谢网络到生态系统的食物网络，再到人类社会的沟通网络，生命系统的组成部分是以网络形式连接的。”社会接受这种观念的速度很慢，这不可避免地延迟了新的替代世界观获得认可的速度，尽管其支持证据在不断增加。另外，自然的“内在关联性”程度可能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大。

20世纪50年代中期，波姆在伦敦大学学院（UCL）的一次演讲中描述了量子理论的含义，还探讨了一个实验设想。这迷住了听众中的一位年轻物理学家，J.S.贝尔。贝尔后来丰富了这个理论和实验验证方法。该实验和后续实验的结果揭示了物理学中著名的“非局域性”原理，并被称为“20世纪科学中最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

波姆的预测是：原子的粒子被分成两部分以后，如果改变其中一部分的偏振状态，那另一部分的偏振状态也会改变，而且是即刻改变，不管两部分之间距离有多远！许多年以后，波姆写道：“这是从量子理论得来的推论，即空间上分离、没有相互作用力联系的事件，其实是相互关联的。关联的方式可以得到展示，却无法用详细的因果论解释。”

贝尔定理和非局域性原理揭示出一种内在关联性，它无法用牛顿世界的基石，即普通的因果概念来解释。今天，科学家们还在进行许多实验研究，探索比原子粒子更为“宏观”水平上的内在相互依赖和关联的程度。

例如，最近一项研究显示，世界各地的随机数发生器（RNG）在2001年9月11日那天都发生了非随机行为。RNG是生成数字的计算机程序，它针对各种研究应用的需要，有随机性的统计标准。它们的屏蔽装置可以隔绝电磁场、通信信号和各种已知的作用力，以保证避免系统偏差。换句话说，这些计算机程序本不应该受到任何外部影响，并且有不间断的定期测试保证它们的状态恒定。对世界各地37台RNG的实时监测数据研究却发现，2001年9月11日那天出现了异常行为。最近发表在《物理学基础快讯》（FoundationsofPhysicsLetters）杂志上的研究报告，记录了异常高的平均方差、自关联性（即每个软件连续生成的数字之间的关联度）和这个全球网络中的“节间”关联性（即不同软件之间的关联度）：平均来看，这种观察结果自然出现的概率小于千分之一。另外，这个全球网络每分钟的统计数据显示了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时间的吻合：非随机模式从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左右开始出现，峰值在11点左右，异常偏差状态一直持续到当天晚上。文章作者说，这一天发生“超越概率预期的重大偏差”可能有“深刻的理论和实际意义”。他们的结论是，“我们观测到的关联性是由（已知的）环境因素造成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没有反证的例子，“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以下的可能性：观测到的关联性可能与关注全球性事件的心念的（至今仍无法理解的）某些方面直接相关”。

贝尔定理和RNG这类研究揭示，有一种内在相互依赖性，它是超越“外部”世界的，并能够连接思想、情感和可测量的现象，甚至还可能发生在全球的范围内。波姆把它称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它对300多年前笛卡尔阐明的西方科学的核心信条提出了挑战。教会曾经关押像伽利略那样的科学家，于是笛卡尔想让科学脱离教会的监管，所以他认为科学应当完全聚焦在“外部”现象，而绝不要涉及研究或思索内部的“精神现象”。尽管科学家们后来逐步与教会恢复了关系，但笛卡尔的内外分离原则却从那时起一直影响着科学的进程。

盲点

著名的曼哈顿项目成员、多年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主任的威斯科夫（VictorWeisskopf）曾说起他是如何成为科学家的。“小的时候我祖母弹奏贝多芬的钢琴曲时，我就坐在钢琴下面。尽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仍然记得沐浴在音乐中的感觉。那时候我就成了物理学人了。”类似的愉悦和连通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好奇心，还使其他许多人成为科学家。不幸的是，笛卡尔对科学家内心状态的排斥，阻碍了大家体验越来越丰富的内在连通感。

“当代科学的盲点，”认知科学家瓦莱拉说，“就是体验。”在日常生活中，这还意味着我们要照着“天真的现实主义者”的样子过活，把自己的经历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就好像我们的感官是一台照相机，可以记录分离的外部物体。瓦莱拉和马图拉那（HumbertoMaturana）认为，天真的现实主义者会觉得“我们看到的就是真实现实”。马图拉那是实验生物学家，（与瓦莱拉一起）创立了圣迭戈认知理论，成为探索知觉的生物基础这方面理论的先驱。对科学家来说，天真的现实主义并没有那么正确，因为科学不能那么依赖感官信息，而要借助复杂的仪器来超越感官。但伟大的科学家的出众之处还不在于其仪器，而在于自己用想象力来检查仪器所带来的意识状态的精妙能力。歌德的整体科学方法的精义也就在于此：修炼观察能力，以通过生命的具体表现形式来看清整个生命现象。据说爱因斯坦曾讲过，“直觉远比智商重要”，而且他“没有用理性思考完成任何发现”。他的“想象实验”很著名，那是他利用自己出色的想象能力而假设的实验。据他说，使他发现相对论的灵感，就是靠想象自己“乘一束光线在空中疾行”而得来的。马图拉那说：“仁爱允许对方成为合法的同伴，是扩展智力的唯一情感。”

大家听到这类故事，如威斯科夫的音乐浴、物理学家波姆的“分离又不孤立”、爱因斯坦的直觉论或生物学家马图拉那的仁爱，很可能会觉得他们只是在大发诗兴，把问题哲学化，因而不予理睬。但这样做却错过了问题的核心要害：对世界和生命的这些看法，是他们作为科学家的理解力的直接反映。对威斯科夫来说，真正的理解力既在头脑里，又在身体和情感中；在现代物理学的夸克、介子和Z-玻色子的奇妙世界里，你必须既靠“思想”，又要靠“感觉”才能理解它。波姆的根本性理论贡献是“自然的整体性”和“显性（或现象）秩序”与更微妙的“隐性秩序”之间的持续互动，在那里，意识、时间和空间都是相互依赖的。对爱因斯坦来说，宇宙似乎是在告诉人类一个包罗万象的真理，即无穷的相互依赖性的真相。马图拉那对知觉的理解基于以下事实：我们不是外部世界的被动的观察者；相反，我们是通过与之互动才理解外部世界的，而我们的情感既可以限制这种互动，又可以丰富它。简言之，这些描述反映出跨越主客体之间认识论鸿沟的科学家们的能力，并直接针对瓦莱拉所说的“盲点”。

生命系统的反身性科学

还有另一个信号预示着整合型世界观正在科学界出现。这种世界观是整合碎片化的各学术领域的新概念框架。“复杂性理论真可以说是各个科学学科的一种运动。”经济学家阿瑟说，“开启复杂性研究的运动需要回答以下问题：各种组成部分是如何形成整体的？复杂理论要研究互动的元素，那么这些元素是如何构成某种模式的？模式如何演进？有些模式永远不会停止，（因为）它们是开放的。这引起了某些负面反应：传统科学不喜欢新颖概念。牛顿定律应该是固定不变的。然而，任何复杂和互动的东西似乎总要演进，并形成新结构。”

整合型科学的目标也许就是理解生命系统。卡普拉提出，对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各种进展进行综合，可以得出生命系统的三个基本特性：第一，自我创造（自创生）；第二，生成新组织模式，或以不可根据过去经验来预见的方式而进行“自组织”（突现性）；第三，有意识，能与周围环境有效互动（认知性）。卡普拉研究了许多领先科学家，包括马图拉那和瓦莱拉关于自创生和认知性的理论，以及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利高津关于化学反应组织模式生成的突现性自组织理论，并提出了这种综合描述。

生物学家谢尔德雷克关于“形态场”的理论，特别聚焦在生命系统演化的内在潜力。奥托在1999年采访他时，他说“我对这种观点的兴趣，最初始于在剑桥大学对植物生长发育的研究。我当时就对生物学家所说的形态发生或形式的出现过程，提出了各种问题”。谢尔德雷克对单一起始点生成多样性形态的过程尤其感兴趣：“植物怎么从简单的胚芽而发育成有物种特征的形态？它们的花为什么有如此不同的形态？”还原论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所有形态发生过程都是基因程序决定的。但谢尔德雷克有疑问：如果所有细胞都有同样的基因程序，那为什么它们会发育得这么不一样？这个问题最终让他设想了完全不同的替代理论：生物组织发育形式背后有他所说的“形态场”这种看不见的蓝图作用。对“各种复杂程度各异的自组织系统，有一种依赖于其独特的组织场的整体性。每个自组织系统都是由局部组成的整体，而这些局部自身也是在低一级层面的整体。在每个层面上，形态场都给每个整体赋予其特性，并使其大于其组成部分之和”。

谢尔德雷克认为，生命系统的形态场自身也在进化过程中，他称之为“形态共振”（morphicresonance）。它使每个具体生命系统在更大形态场中扮演角色的同时，还推动其自身的进化。“每个特定的形态场系统，如长颈鹿胚胎，会与从前类似的系统‘调谐’，这里就是与以前发育的长颈鹿调谐。通过这个过程，每个长颈鹿都从物种的集体记忆库吸收信息，并同时贡献信息。”他拿心理学家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做比喻：对人类来说，“形态场会延伸到大脑以外的周围环境中，与我们的知觉对象连接”，使我们个人和集体都“能通过我们的意向和注意力来影响”更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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