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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第1页）

除组织这种常规性的学习外，帝国另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树立典型。孔子是理所当然的&ot;大成至圣先师&ot;，是所有读书人的楷模。读书人见到孔子的牌位必须下跪，提到孔子的名讳必须起立，平时的言行如果能有三条和孔子一样，就可以认定是好学生。后来一个流氓便据此自封君子，因为他刚好做到了三条：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唯酒无量。

可惜诸如此类的笑话并没能阻止帝国树立典型的热情。继孔子在两千年间被一再加封直至享受王爵待遇后，刘备的爱将关羽又在康熙年间被册封为&ot;武圣人&ot;。当时的候选人还有南宋的岳飞，但因岳飞曾与清人的祖先金人作战，只好忍痛割爱。其实岳飞也好关羽也好，之所以备受帝王青睐无非因为他们忠心耿耿。不过民间对于关羽则另有一份情感，即推崇他的义气深重。按照陈寿（（三国志&iddot;关羽传》的记载，此公之重义，是连曹操都要被感动的，何况芸芸众生？自然奉为楷模。忠，是统治者喜欢的。义，是老百姓喜欢的。官方推崇忠，民间推崇义，关羽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崇拜，关帝庙香火旺盛也就不足为奇。这又说明，伦理治国的方略曾经是何等地深入人心。

这其实是一个文化大战略，即通过文化的力量来维护统治。好一点的，不过但求长治久安；坏一些的，则还要实行专制。但不论是长治还是专制，帝国的统治者都不会忘记藏在皇袍里面的屠刀。于是，用文化来统治，就难免发展为&ot;用文化来专制&ot;；而&ot;用文化来专制&ot;，又必然发展为&ot;对文化行专制&ot;，其登峰造极者则为乾隆。乾隆在文化上的所谓&ot;建树&ot;主要有三条：一是编纂了《四库全书》，趁机滥杀文化，荼毒心灵；二是写了四万多首狗屁不通的诗，当上&ot;中国第一诗人&ot;；三是大兴&ot;文字狱&ot;，制造人间悲剧。文字狱其实早已有之。汉律，&ot;吏民上书，字谬辄劾&ot;（刘勰《文心雕龙&iddot;练字》）。一个名叫石建的郎中令，只因为&ot;马（馬）&ot;字少写了一点，就吓得魂飞魄散。不过，大兴冤狱，还数明清。其中，若论吹毛求疵，当首推朱元璋；论规模效益，则首推乾隆帝。朱元璋的特点是神经过敏。即便是歌功颂德的文章，只要出现&ot;则&ot;、&ot;生&ot;、&ot;殊&ot;等字样，一律格杀勿论。因为&ot;则&ot;就是说他作&ot;贼&ot;，&ot;生&ot;就是说他当过僧人，&ot;殊&ot;则是骂他&ot;歹朱&ot;。乾隆帝的特点则是大开杀戒。乾隆的文字狱，一是时间长，四十年；二是案件多，一百三十起；三是范围广，平民百姓也杀；四是心肠硬，疯子胡话也不肯放过，马屁拍得不响也兴师问罪。然而就是这个制造文字狱的高手，居然厚着脸皮说什么&ot;联不以语言文字罪人&ot;，真是恬不知耻！

这样的罪恶行径是不可能不遭报应的。乾隆以后，大清帝国就开始走下坡路，直到被太平天国和西方列强打得瘫痪为止。明所遭到的报应则更具有戏剧性。有一则民间传说讲，明末，崇祯皇帝派太监到宫外测字，求问国运。太监说了一个&ot;友&ot;字。测字先生说，不好，反贼出头了。太监改口说是&ot;有没有&ot;的&ot;有&ot;。测字先生又说，不好，大明江山去了一半。太监又改口说是&ot;申猴酉鸡&ot;的&ot;酉&ot;。测字先生说，更不好，至尊天子砍头去脚了！这当然是&ot;小说家言&ot;，不能当真，但却也说明一个道理：谁要是用咬文嚼字牵强附会来屠杀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就会用同样的方法来诅咒他！

第三章伦理治国五一箭双雕

平心而论，文字狱在帝国的历史上不可能是常规，正如焚书坑儒只可能一次。伦理治国的本来目的就是要以&ot;软控制&ot;替代&ot;硬打压&ot;，岂能动不动就人头落地？所以，帝国的屠刀通常是藏在袖子里面的，就像狐狸尾巴多半藏在袍子下面一样。高高举起的，是让许多士人垂涎三尺的东西--官与禄。

这个方针在西汉时期就确定下来了。自从汉代确立了对人民尤其是对读书人的怀柔政策，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也就出台。这就是让那些饱读诗书的儒生到朝廷来做官，成为帝国的御用文人。汉制，地方官有向朝廷推荐人才的义务，不推荐者有罪，推荐非人同样有罪。汉武帝说：&ot;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ot;（《汉书&iddot;武帝纪》）如果地方官牧民一方，居然一个人才也发现不了，那就是玩忽职守。这就是汉代的&ot;察举制&ot;，是&ot;独尊儒术&ot;之前就有的。董仲舒就是因为被举为&ot;贤良方正&ot;，金殿对问，才发表了他那著名的&ot;天人三策&ot;。但尊儒之后，人才的选拔便明显向儒家的治国主张倾斜，道德品质被看作首要标准。比如&ot;孝廉&ot;，就要求孝于父母而廉于国事。因此被推荐者，一定要有孝行和廉绩。&ot;博士弟子&ot;（这是汉武帝应董仲舒之请设立的），则要求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总之是要求&ot;品学兼优&ot;。这正是伦理治国的原则所使然。

然而事与愿违。不到东汉末年，所谓孝行和廉绩，便已经不过是某些人沽名钓誉的手段。时谚有云：&ot;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ot;地方官察举的秀才和孝廉，或者不学文化，或者不养父母，全都徒有虚名。于是&ot;察举制&ot;废，&ot;荐举制&ot;立。所谓&ot;荐举&ot;，又叫&ot;九品官人法&ot;，也叫&ot;九品中正制&ot;，就是在各州、郡、县设&ot;中正官&ot;，由他将人才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然后按品授官。这种明显带有人治色彩和垄断色彩的制度，当然也弊病甚多。其最明显的问题，就是&ot;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ot;，帝国的官职被士族阶级垄断，真正的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于是到了隋唐，又被代之以&ot;科举制&ot;。所谓&ot;科举&ot;，就是通过全国统一的分科考试（科）谏选拔人才（举），所以叫&ot;科举&ot;。在这种考试面前，是&ot;人人平等&ot;的。只要确有学问，哪怕出身寒门，也有可能由布衣而卿相。显然，从察举、荐举到科举（它们被统称为&ot;选举&ot;），帝国的人才网罗制度确实是日趋成熟。科举制一兴，天下士人趋之若鹜，帝国罗网疏而不漏。难怪唐太宗看见新科进士鱼贯而人，要高兴得手舞足蹈，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了。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ot;双赢&ot;的方案--帝国得到了人才，士子得到了官位。但真正的赢家，却其实是帝国。它付出的代价，只不过几个官位和一些俸禄，可以说成本极低，甚至可以说是零成本。因为这些官位和体禄反正是要给出去的，不给儒生士子，也要给别人。因此帝国并没有亏损什么，甚至根本就没有亏损。

然而红利却相当可观。首先，它换取了几乎整个知识界对帝制意识形态的认同。当然，没有这一认同，帝国也可以强制性地独尊儒术，并把所有的反对派都赶尽杀绝，就像秦始皇做过的那样。但这样做是没有意思甚至没有意义的。不识字的糙民原本就别无选择，帝国自己又不能生产知识和思想。它真正要钳制的，是那些读书人的头脑。只有知识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帝制意识形态，帝国&ot;用文化来统治&ot;的战略方针才真正获得了成功。现在，一代又一代的所谓&ot;知识分子&ot;都心甘情愿地奉帝制思想为圭臬（guie），诚惶诚恐地拜倒在它的脚下（其实是拜倒在帝国的脚下），争先恐后地为它效劳（其实是为帝国效劳），岂非&ot;天下归心&ot;？更何况，这些头脑被儒学占领后，就不会胡思乱想，接受和产生什么异端邪说了，而这，恰恰正是帝国担心的。帝国在得其利之余还能去其弊，岂非&ot;双丰收&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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