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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上市（第2页）

但我并不是在开玩笑。我以前没见过吗？所有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公司都对我们“3张免费DVD”的优惠券说“不了，谢谢”。亚历山大·巴尔坎斯基也曾疲倦地摇着头。在网飞的故事中，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到别人对我们说“不”，然后，慢慢地，要么是他们开始转变想法，要么是事实证明他们错了。

我知道我们的想法很好，即便现在或许无法实现，但总有一天能够实现。

以下是我总结的经验：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你拥有的最强大的武器就是坚持不懈、义无反顾。坚决不接受“不”这个回答，绝对是值得的，因为在商界，“不”并不总是意味着“不”。

举个例子。

我大学毕业后的梦想是找到一份广告行业的工作。对于一个拥有地质学本科学位的毕业生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但我很乐观，也很执着。

在广告领域，本科毕业生唯一能申请的工作岗位就是客户经理，也就是在客户和广告公司创意团队之间当“中间人”。虽然这份工作主要是面向MBA（工商管理硕士）毕业生的，但还是会有一些公司把招聘范围扩大到了本科生，所以当艾耶（N.W.Ayer）广告公司的人来学校举办招聘会时，我立马抓住了面试的机会。

意外的是，我竟然过了第一关，被邀请和其他十几个学生一起去纽约市参加面试。在与来自几乎所有部门的代表面谈了一整天之后，我又得到了通过面试的消息。我成了我们学校唯一一个通过面试的学生，是美国整个东北地区仅有的5名候选人之一。我们都在竞聘同一份工作。

但最后我没被录取。

我很快就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了，所以没能得到这份理想工作的失望很快就变成了困惑。我到底缺乏了其他候选人所具备的什么品质呢？当时的我对于各种无形的考查标准一无所知（尤其是后来轮到我自己面试应聘者的时候，我会特别清楚这一点），坦白地说，我想不出来自己有什么缺陷。

所以我决定问问。

我给每一个面试过我的人都写了一封长信，借此机会向他们简要概括了一下我身上所有的优点。我解释说，因为我推断出自己一定是缺乏某种重要的素质，我希望他们能够向我明确地指出我到底缺乏什么。“是这样的，”我解释道，“既然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明年还会申请这份工作，我愿意花时间好好培养一下我所缺乏的任何技能。”

直到现在，我一想到这件事还是觉得挺难堪的。

但这么做真的有用。就在4天之后，我接到了一通电话。该机构的一位资深合伙人想见我，他负责整家公司的业务领域。几天后，当我们坐在第六大道42层楼上角落里一间豪华的办公室时，他向我发出了工作邀约。我这才得知，在面试时，没有一名候选人得到了这份工作。艾耶广告公司知道，客户经理本质上是一份销售工作，是一种将“不”变成“是”的工作，所以它对我们所有人都说了“不”。

而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接受“不”这个答复的候选人。

上市前的思考

微软没同意与我们合作，但总有人会的。

与此同时，我正在悄悄地重新审视自己在网飞的角色。我已经不再担任总裁了，严格说来，我成了执行制作人——那时我们就已经开始从一家极客软件初创公司逐步转型为成熟的娱乐公司了。（现在，如果我能记得把自己的“新媒体套装”放在了哪家干洗店……）

里德掌管着公司的大权，这是他应得的。要是没有他，我们根本不可能筹集超过1亿美元的资金。在他的领导下，我们顺利地度过了互联网泡沫时代的非理性兴奋时期，并在此之后继续发展向前。

我当时的地位有点儿尴尬。网飞是我一手创办的。我预见了即将到来的互联网浪潮，还在适当的时机选择加入。一开始，它是我的公司。但渐渐地，自从里德做了决定命运的幻灯片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对这样的安排没有意见。有里德为公司撑腰，他硬是把我们从危险的边缘拉了回来。但这也让我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有些左右为难。而未来，是我在2002年反复思考的问题。

我有一个我深爱的家庭：3个年幼的孩子，以及同我最好的朋友的美满婚姻。我想确保他们每个人的未来都有保障。尽管我在此前的创业经历中，已经赚了足够的钱保证我们衣食无虞，但那与这一次的经济影响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简而言之，我不希望我所有的资产都被绑在一家公司的股票上，不管我对这家公司有多大的信心。我见过太多的人因为失控的情况最后血本无归，我很清醒地知道我不希望那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的身上。在12月达到100万个订阅用户之后，巴里又开始与投资银行以及潜在的投资者打交道了，看起来我们在2002年上市的计划大有希望。如果真是这样，我希望能够卖出我的股票。

当然，问题就在于在投行和投资者的眼里，公司高管大量抛售股票通常不是一件好事。这看起来很糟糕——好像高管知道些外人不知道的事情似的。

但我的情况不太一样。我完全相信网飞一定会大获成功。我从未像现在这般确信，我们创建的这家公司注定会取得长期的成功。我只是想要有选择卖出的权利。

要实现这一点，我就需要大大降低自己在投行和投资者面前的存在感。我不能以“总裁”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S-1申请表上。这意味着两件事：第一，我需要一个低调的头衔，以免让我看起来像是公司的负责人；第二，我需要放弃我在网飞董事会的席位。

第一件事很简单，因为我从来都不在乎头衔。“创始人兼执行制作人”对我来说就挺好。

不过，离开董事会有点儿难。我为那个席位努力奋斗了很久，有一次还差点儿丢了席位。里德在担任首席执行官后不久，就要求我把董事会席位让给一位投资者。我坚决拒绝了。我告诉他，我可以放弃首席执行官的头衔，甚至可以放弃一些股权，但我绝不会放弃我在董事会的席位——那太过分了。我想要对公司的发展方向有一定的控制权，我同时也认为，由公司的一位创始成员留在董事会里制衡风险投资人的利益是很重要的。

“董事会上的每个人都说，他们只会为了公司的成功着想，”我告诉里德，“但你我都知道，在风险投资人和公司创始人的词典里，‘成功’这个词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

顺便说一下，这句话是真的。我现在经常这么告诉创业者。风险投资人总是说他们与你的使命一致，他们想要的都是对公司最有利的。但他们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对他们的投资最有利的。这两者并不总是等同的。

顺风顺水时，大家的方向都是一致的。只有当暴风雨来临时，你才会发现原来大家的目标其实各不相同。

里德并不完全这么看。但是帕蒂——那个总是在里德耳边小声提醒的人——同意我的看法。

“万一形势变差，”她问他，“你想让谁坐在桌子旁边？当你需要问一个棘手的问题时，你觉得你会从谁那里得到最直截了当的答案？”

里德后来告诉我，在帕蒂提出那个问题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让我留在董事会是正确的做法——不仅对我，对公司也是有利的。

所以，在为保住董事会席位付出了很多努力之后，却要在2002年主动放弃这一位置，我的内心多少有点儿不甘。但是，如果我想通过将大量股票变现来实现财务上的保障，我就必须做出这个决定。到那年年初，一切都已经很清楚了，这一次，什么互联网泡沫都阻止不了我们了。我们要上市了。这将是一件改变人生的历史大事。

可惜的是，它到底会带来怎样的改变，我对此一无所知。

“爸爸，什么是鸡（机）尾编号呀？”

洛根把身上的安全带往外拉，试图越过汽车的仪表板探头往外看。随着车前的铁门缓缓打开，我把车窗摇了上去。在我们前方，一架飞机在跑道上等着我们，机翼的灯光在空中闪烁。我把车开到停机坪去与它会合。

“我上次来的时候也问过同样的问题。”我告诉他。

那是2002年5月22日，也就是我们上市的前一天，距离我第一次在车上向里德抛出邮寄DVD的想法已经过去5年了。此时我已经不再开那辆沃尔沃了。6个月前，随着我对未来经济状况的信心不断增强，我终于下定决心买了一辆新车，那是一辆奥迪allroad。它有四轮驱动，可以在雪地里行驶；有可调节高度的减震装置，可以沿着乡间小路开到我最喜欢的冲浪地点去。在大多数人眼里，这根本算不上一辆豪车，但对我来说，它就是一辆豪车。为了掩饰我太过显眼的挥霍，我从不洗车，而且总是把冲浪板、自行车或者潜水衣藏在汽车的后备厢里。

在我们从达拉斯市百视达的总部铩羽而归之后，这辆奥迪并不是我生活品质提升的唯一体现。飞机也升了一级。我们不再乘坐凡娜的里尔35喷气式飞机了。里德包了一架湾流G450。如果说里尔35喷气式飞机小巧玲珑，就像一架玩具飞机，那么相形之下，湾流飞机则沉重有力、威风凛凛。通往飞机舱的舷梯坚固、结实，不像里尔35喷气式飞机的阶梯那般摇摇欲坠。机舱内部极尽奢华，配备了巨大的皮革扶手椅，就像豪华酒店的一间休息室。无须再弯腰，天花板已经足够高了。机舱内壁几乎没有弯曲。要是没了这圆形的窗户，你恐怕很容易就会忘记，这间休息室马上就要以每小时约700英里的速度向东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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