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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1页）

人与人之间多了关切与温暖，每天手机上，都有很多短信传递问候与鼓励。sars时期，医患关系没问题了，医生都是白衣天使;媒体负责任地报道，不再&ldo;娱乐至死&rdo;;网上不吵架了，无处不在互相祝福;甚至低密度的住房和郊区的住房，都迎来了价格的上涨，因为人们在sars面前，意识到返璞归真亲近自然的重要性。

但是，随着sars战役的结束，人们的脚步又慢慢加速，快速生活当中特有的问题又一一回归，病毒肆虐中立下的&ldo;珍惜健康&rdo;&ldo;珍爱家人&rdo;等信念也如同平日里的很多海誓山盟一样转瞬即逝了。没办法，人们都是健忘的，哪怕当初的恐慌是那么的真实。

尾声：提醒总理

当年8月份，sars渐行渐远，温家宝作为总理第一次来中央电视台考察工作，他这次主要是为中央电视台建台四十五周年而来。到台里之后接见大家，一个小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们与相关领导和台里的其他工作人员，排成几列和总理照相，照相后，他离开凳子要到前方讲几句话，他向前走了几步，突然停下，回身对原来站在第二排的沈力大姐说：&ldo;来，您先坐我那儿，别累着，还得讲一会儿。&rdo;这一个举动，透露出温总理的心细。

沈力大姐感动地坐下，全场掌声。

在这段讲话中，温家宝总理讲到：做一个领导，要冷静、清醒。

隔了一会儿，在中央台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温总理和电视台的一些员工坦诚互动。聊了没多久，温总理就决定，中央电视台新大楼不用进行盛大的开工典礼，&ldo;我来了，就是为你们庆祝了，别浪费了。&rdo;听过这话，现场有掌声。

面对面座谈时，我本没打算发言，因为觉得气氛不一定合适，没想到，临结束时，温总理点了我的名，于是，我也就针对刚结束的sars之战，没太客气地谈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ldo;总理刚才谈到做一个领导要清醒，但怎样才能清醒?有人说记者是无冕之王，我个人不太同意，我更接受普利策的说法：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员，前方海面上有任何好与不好的信息，都要拿着望远镜看到，然后告诉船长和乘客，以便决定这艘大船怎样航行，如果记者只报告前方海面的好消息，而不告诉不好的消息，这艘大船会不会成为泰坦尼克，而领导又怎能做到清醒呢?&rdo;

看见总理在笔记本上记着，我继续说。

&ldo;过去有人担心，突发事件来了，如果让媒体报道，会引发社会的恐慌，制造不稳定，但这次sars的经验告诉我们，媒体的快速透明报道不仅不是不稳定的因素，反而是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媒体的透明，也终于让所有人联合起来，从政府官员到科学家，从医务工作者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联起手来，共同打赢了这场战争。总理您如果有时间，该感谢一下全国的女同胞，是她们每天盯着家人洗手通风，而她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已经通过媒体了解了防范的要点。&rdo;

最后这句话带点儿玩笑的意思，想缓和一下气氛，接着我又说：&ldo;我个人批评一下国务院的部委，重大政策出台，媒体要采访，或推或拖，等到同意了，新闻成旧闻，也错过了政策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希望能改进。&rdo;

我讲完了，总理笑了。针对最后一点&ldo;批评&rdo;，总理现场办公，让旁边的国务委员华建敏负责落实，华建敏认真地记了下来。

第二天，有人传话给我：有领导说了，你昨天的发言不错。

一转眼，当初那场惊心动魄的sars之战过去了七年，给人的感觉，就像过去了一个世纪那么遥远。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回归常态，甚至变本加厉。与sars有关的各种信息也好像都静悄悄地消失了。

然而人类所遭受的威胁却并未走远，一切都有着奇妙的回声，你不能吃一堑长一智，大自然，仍会惩罚你。2009年，甲型h1n1流感从西半球来势汹汹，死了很多人，让人依稀闻到了当初sars时的气息。这个时候，我在想，如果这样一种危险的疫情，墨西哥将其隐瞒了几个月之久，最后事态很难控制才公开真相，我们会怎样看待墨西哥?而几年之前，我们的确曾这样做过。庆幸的是，我们吸取了教训，在这次防控甲流的遭遇战中，中国动作之快速有效举世公认，而我们付出的生命代价也最少。

2003年年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启动了全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的大幕。第一期我就在场，从第二期开始成为主讲老师之一，之后全国各地跑，开始省级新闻发言人培训的工作。这之后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设立一路快跑。

在十七大报告上，更是将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四个权利，白纸黑字地写于其中。短短七年的时间，时代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这一切，都源于2003年那场sars之战给我们留下的经验与教训。

余音：sars真走了吗?

任何事情，在历史中发生过，都很难真正消失得无影无踪，都会留下或长或短的影子。对于后人来说，如何去面对这影子，总是考验。

2009年秋，我去中国传媒大学，也就是我的母校，为新闻学院的师弟师妹们讲课，结果看到一份翔实的社会调查报告，是三位师弟师妹利用业余时间搞的，报告关注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北京sars后遗症患者的治疗及生活状况。

这是一份很细致的调查，它让已被大多数人忘记的sars画面再度浮现。更重要的是，将人们几乎已经不再关注的sars后遗症人群重新触目惊心地呈现在社会的面前。

由于当时sars病毒无法真正摸清底细，重症的病人又危在旦夕，因此大量使用激素进行治疗。这一点，人们无法在今天指责当时的做法，因为遭遇战中，挽救生命是第一位的。但问题是，生命保住了，可由于激素大剂量使用，很多患者在sars病愈之后，陆续开始被后遗症缠身，其中主要的是股骨头坏死，甚至导致生活再也无法自理。

这样的后遗症患者，在北京有一百多人，他们中间很大一部分家庭出现变故，当初可以共患难，但后遗症带来的无止境的治疗使生活被严重拖累，于是，健康的一方选择离异，对于后遗症患者来说，雪上加霜。

平心而论，政府对这批人很照顾，符合标准便提供免费治疗，部分人群还得到每年一定数额的补贴。

然而，患者们依然感到恐慌与担心，病情还会不会发展?将来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那些有后遗症可从数据指标上又达不到标准的患者怎么办?尤其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信息与状况仿佛被屏蔽掉，社会与公众不知道他们的状况，不知道他们的艰难，也无法伸出援手，就仿佛他们根本不存在一样。

师妹把调查报告交给我之后说：&ldo;他们（后遗症患者）很希望你能去看一看他们。&rdo;

过了一会儿，又不放心地跑过来，&ldo;你会关注他们吗?&rdo;

我对师妹说：&ldo;你们做了你们该做的事情，接下来该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了。&rdo;

一个星期之后，以这份调查报告为基础的《新闻1+1》播出，相关的采访与患者的画面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作为评论员，我在节目中说：应当把他们的处境与现状放到阳光之下，这样，社会上愿意伸出援手的人们才知道他们在哪儿，才会去帮助他们。而政府也该明白，有些事，不一定都自己一肩挑，该社会解决的也交给社会一部分，香港在面对这样的后遗症患者时，就采用了社会上设立专门基金的方式来长期持续地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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